我看著場中這些當年的大學同學，再看看球場外的一切，覺得眼前是一個難以形容的場景。

那球場外的陽光山林和校舍，仍然和我們在大學的最後一年相差無幾，那校園裡的一張張臉孔也如同當年那樣的青春，除了這個籃球場裡那幾個歐吉桑，當下的這個時空就如同二十二年前。

只是，眼前這個籃球場卻像個時光旅行機器，當年打著赤膊在這裡鬥牛的憤怒青年如今都成了不知該如何言說的半頹廢中年。

我看著這場球賽有心無力的進行著，在夏日的晚風中，那高溫仍然讓每個中年人熱得像麥可喬丹那樣猛吐舌頭，那勇猛已完全不復當年，眼前這樣有點搞笑的畫面不禁讓我回想起這二十二年來，我們這些堂號為「苦悶之家」的男人們經歷過什麼樣的人生。

二十二年來，其實每個人的人生都是大同小異的，無非是在愛情、婚姻、工作、家庭這幾個主題之間掙扎奮鬥著。

有人結了第三次婚，生了三個小孩，也有人正準備進入下一段愛情，更有人準備開始下一個工作或事業，每個人的人生看來都處於一個middle of nowhere的時空，無奈又無限可能的黃金中年。

如果要說有什麼特別的成就，那就是我們這群在民國七十七年報禁解除後進入媒體圈的新聞系學生，用二十年的青春見證了台灣媒體產業最戲劇化的一個篇章，我們從那個還沒有記者用電腦寫稿的時代，走到一個沒有記者用手寫稿的網路年代，看著許多媒體在這二十二年間生生死死。

特別是在那時進入報業的幾個人，我們在那個每一百個人至少有七十個人看報紙的年代一路工作到如今每一百個人只有四十多人看報紙的年代，我們是這樣用自己的人生，活生生的交換了台灣報業史最戲劇化一段。

我看著眼前這群中年人，想起二十二年前的我們和這個世界，也想起我們可能會再經歷什麼樣的二十二年人生，我相信，那是無限可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