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天堂的階梯——西藏民主之路

　　文/邊際

農奴和農奴主：雲泥之別

　　即使雪山變成酥油，

　　也是被領主占有。

　　就是河水變成牛奶，

　　我們也喝不上一口。

　　生命雖由父母所生，

　　身體卻為官家占有。

　　“農奴”在西藏當地被稱為“米色”，字面上的意思是“普通老百姓”，顧名思義，除去享有特權的貴族階級、僧侶集團和處於權力頂峰的達賴喇嘛之外，絕大多數的西藏人都是農奴。在西方學者的筆下我們看到了這樣一段關於“農奴”身份的定義：

　　西藏的農民，特別是在貴族和寺院的莊園裏幹活的農民，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農奴。一個佃農必須把他的大部分農產品交給地主，留下的僅夠養活他自己和家人。他還必須向地主和所有過路的政府官員服徭役並提供物品。未經老爺的允許，佃戶不得擅離他的土地。如要離去，需先呈上西藏人稱之為的“離開莊園申請書”。通常這類申請是不會被批準的。

　　農奴被拴在莊園主手中，就像狗兒被拴在院子裏，就像驢子被拴在磨盤旁，白天他們勞動，夜晚他們看家，即使有一天他們要婚嫁，要出家也必須經得主人的同意。

　　食，吃的是狗食；活，幹的是驢活。

　　白天是人，夜晚是狗。

　　打完場，糌粑光。

　　奴仆的睡處，在梯子下面。

　　藏學研究中心的格勒就是農奴的後代，他回憶起童年的境遇時感慨萬端：

　　我是四川省甘孜州的藏人，也就是現在康區的康巴人。我們家就是世代為農奴，農奴裏面最底層的。我小的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家沒有房子，我們家住在哪兒呢？貴族宮殿裏面廚房和大廳之間有個過道，那兒有一個蓋的或墊的，這就是我們的家，兩個姐姐，媽媽，加上我，四個人都睡在那兒。我媽媽和兩個姐姐一生下來就是這家的仆人，一年四季給他們幹活，給你點吃的，給你點穿的，其他一無所有，沒有地，一寸土地都沒有，更沒有一片瓦讓你住。我降生在牛棚裏，早上出生，下午我媽媽就得去勞動，你是農奴就必須得幹活。

　　而一個名叫馬麗·塔林的西藏貴族階級出生的女子記錄下來的她在舊西藏的生活卻是這樣的：她的家裏有20個左右的仆人(農奴)，當她還是孩子的時候，總有一個仆人背著她上下樓，只因為她“很懶”；家中有人患了病，就會請來英國醫生為他們診斷，或者幹脆去印度治療；馬麗和她的長輩一樣對伺候自己的農奴很不信任，因此他們每天早晨從上了鎖的倉庫裏取出只夠一天的糧食發給仆人。

　　藏族攝影師紮西旺堆曾於20世紀50年代到過拉薩以西300多公裏的江孜帕拉莊園，莊園的主人帕拉汪秋夫婦已經到印度去了。管家拿著兩皮口袋的鑰匙，為他打開了一扇又一扇的神秘之門，眼前的景象讓紮西旺堆驚呆了！“莊園就是莊園，太富有了。酒和吃的就裝滿了一間房子，威士忌、人頭馬等等非常多，各種外國的盒式糖果、盒式點心裝滿了整個屋子。穿的方面，不但有綢緞的、有氆氌的、有牛絨的面料，還有各種各樣皮革做的服裝，比如說猞猁皮、狐貍皮、羔羊皮、豹皮，有些皮子根本沒見過，非常珍貴。房間裏還有收音機、留聲機……”

　　太陽照到的地方

　　是“三大領主”的地方，

　　水流到的地方

　　是“三大領主”的地方，

　　山影遮蓋的地方

　　是“三大領主”的地方，

　　農奴祖祖輩輩

　　沒有一塊立腳的地方。

　　“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身無立錐之地的農奴和享盡榮華富貴的貴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難怪加拿大人譚·戈倫夫在他的《現代西藏的誕生》中坦言：對1959年以前的西藏，“無論想象力有多麽豐富，西藏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絕不是‘令人羨慕的’。”

　　保守的寺院集團

　　20世紀的前50年，正是風雲變幻、海立山奔的年代。公平地說，西藏也並非鐵板一塊，死水一潭，就像珠穆朗瑪峰上千年不化的冰雪，對於世界局勢的變遷全然無動於衷。

　　事實上，西藏內部期待變革的聲音從來沒有平息過，這些聲音中也必然潛伏著幾個讓西藏成功轉型以適應世界局勢的轉折點，可是，當勢力強大的寺院集團面對傳統與變革這樣的選擇時，他們永遠站在了“最保守的主張”這一邊。

　　寺院集團保守的作風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他們需要保持西藏作為宗教領土的純粹性，這是他們的立身之本。在1946年西藏地方政府寫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中，他們引以為傲地流露出這種保守思想，信中說：

　　地球上的許多大國都已獲得了空前的財富和權力，可是世界上有一個國家致力於人類的幸福，這就是實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宗教國家西藏。(這段時期攝政達紮牢牢地控制著西藏噶廈政府的權力，在英國政府的挑撥煽動下，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系急劇惡化，達紮企圖將西藏作為獨立的國家從中國分裂出去，因此才有了以上的言論。——作者註)

　　政教合一的政治系統保障了活佛和寺院集團對政治權力的掌控，而農奴制度則是莊園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正是這樣一種有效的經濟剝削制度為西藏政教統治集團的長期存在和發展提供了保障。

　　以農奴為基礎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使得政府把基本的權力下放給每個領主，這樣一來政府在鄉村既沒有必要派駐警察，又無需派遣治安武裝。從另一個側面說，農奴制的存在也在不知不覺中，大肆地削弱了一種復雜而精細的政府機構在西藏存在的必要性。借著這樣的便利，政府卸下了向俗官發放薪水同時又要維持一個龐大的寺院復合體的重擔。所以當噶廈政權處於鼎盛時期，在一片相當於整個西歐面積大小，100萬人居住的土地上，只遊蕩著區區四五百名僧俗官員，管理著它的日常事務。

　　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種和諧力量，但它同時又是一種導致分裂和紛爭的力量。各種宗教集團為了擴大自己的聲勢和影響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和角逐，他們似乎像一群幼兒永遠無法在糖果的分配上達成一致，致使寺院不斷地尋求更多的土地和捐贈，同時也更加擁護莊園農奴制這種經濟制度，以便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好處。從這個意義上說，宗教的存在又成為了西藏社會進步的沈重桎梏。

　　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1950年，達賴16歲。

　　1950年，國民黨政府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新的中國，新的政府此刻在東方站了起來。

　　動蕩不安的時局逼迫十四世達賴走上了執政者的位置。

　　這使我萬分焦慮。我當時年僅16歲，佛法修習的結束期限未到，我不僅對世界情況知之甚少，而且缺乏經驗，並且我已到了知道自己多麽無知還必須努力學習的年齡，因此我首先聲明，我年齡還小，尚不能擔此重任，到18歲才能接受這項重托……我也明白護法神和活佛喇嘛提出這種請求的原因。每一世達賴喇嘛圓寂之後所實行的攝政統治的漫長歲月，不可避免地會削弱我們的政教制度。在我年幼的時候，我們的政府內部就存在著派系紛爭的現象，從而導致了政府管理機構和制度的衰退。我們已到了大多數人都亟欲避免承擔責任而不願接受職權的地步。現在，面臨著遭受侵略的威脅，我們更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團結一致，作為達賴喇嘛，我是受到雪域佛土的全體僧俗民眾一致尊崇的唯一一人。

　　這是流亡中的達賴所撰回憶錄中的一部分。文中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是“侵略的威脅”，反映的是多年後達賴的政治立場，而在當時，達賴的親政的確是各方面政治力量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20年前在路上的兩隊人馬終於在決定西藏前途命運的時刻碰面了。

　　與此同時，西藏正承受著來自英國、印度、美國等外國分裂勢力的幹擾與壓力。

　　年輕的達賴和生活在這片雪域高原上的虔誠的信徒們將會何去何從？

澤東解放西藏的戰略部署

　　孫子兵法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面對西藏問題，毛澤東首先考慮的是使用戰爭以外的方式解決。

　　我們能找到的毛澤東關於解放西藏最早的談話是在1949年2月。毛澤東在西柏坡會見來訪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時說：

　　大陸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西藏問題也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於魯莽。這主要是基於兩個方面的考慮：一、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比較多；二、民族問題復雜，尤其是在受宗教控制的地區……不應操之過急。西藏的問題比較特殊和復雜。

　　西藏問題的復雜性究竟在哪裏？毛澤東為什麽有意放慢了進軍西藏的步伐，給西藏地方政府留出了選擇和思考的時間？

　　入藏時的18軍52師副政委，後來曾任西藏自治區區委第一書記的陰法唐將軍對中央和平解放西藏政策有過這樣一段解釋：

　　第一個原因就是毛澤東同誌提出了向全國進軍，在沒有解放的地方，凡是有條件的，都可以用和平解決的辦法。以後的事實，像新疆、雲南等一些省區，都是用和平辦法解決了，都是和平解放了。西藏的情況更特殊，其他地方和平解放，西藏更應該和平解放。

　　第二個原因就是歷史上藏漢民族的隔閡很深，如果用和平解放的辦法解決西藏問題，那麽就可以消除，起碼可以減少對立情緒，隔閡也可以減少，並且容易增強民族團結，便於今後開展工作。

　　第三個原因，就是用和平的辦法解決問題，對於解放軍，對西藏的人民，都有好處。既可以減少解放軍進軍困難，另一方面就是對人民來說，可以減少和避免損失，不然的話破壞會很大，不僅是人民財產的安全，文物古跡也會遭到破壞。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中共中央解決西藏問題的考慮和籌劃也逐漸明晰和具體。

　　1949年8月6日，毛澤東在給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的電報中指出：

　　班禪現到蘭州，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註意保護並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

　　10月13日，毛澤東在關於西南、西北作戰部署的電報中，正式明確：

　　經營雲、貴、川、康及西藏的總兵力為二野全軍及十八兵團，共約六十萬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分任第一第二第三書記，賀為(西南)軍區司令員，鄧為政治委員，劉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任(後正式名稱為主席)。

　　11月23日，毛澤東、朱德回復班禪10月1日的來電時明確表示：

　　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願望。

　　由於西北地區的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在10月底前全部解放，戰爭已經結束，而解放西南的戰役正在激烈地進行中，加上從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比較平坦，班禪行轅又在青海等原因，毛澤東考慮改由西北局為主擔負解放西藏的任務。

　　1950年1月23日，毛澤東致電一野司令員彭德懷指出：

　　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於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現在情況看來，應責成西北局擔負主要的責任，西南局則擔任第二位的責任。因為西北結束戰爭較西南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據有些人說平坦好走，班禪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當然不只有西北一路，還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後，即應著手經營西藏。

　　1949年12月，毛澤東赴蘇聯訪問，在途經滿洲裏時，給中共中央並西南局寫了一封信。此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問題要下決心了，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否則夜長夢多。

　　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再次由莫斯科致電中共中央、彭德懷並轉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將進軍西藏的任務最終賦予西南局。電報主要內容如下：

　　……

　　(二)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並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

　　(三)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共四個月時間可以通行，其余八個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則由西康入藏之時間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進軍，則須推遲至1951年才能進軍。我意如果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於今年五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於十月以前占領全藏。為此，建議：〈甲〉請劉、鄧、賀三同誌於最近期內(例如一月中旬)會商一次，決定入藏的部隊及領導經營西藏的負責幹部等項問題，並立即開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領打箭爐，以此為基地籌劃入藏事宜；〈丙〉由現在(一月上旬)至五月中旬以前共三個半月內，被指定入藏的軍隊，應爭取由打箭爐分兩路，推進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區，修好汽車路或大車路，準備於五月中旬開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訓練幹部；〈戊〉聞西藏只有六千軍隊，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電報中提議的三個軍，而只需要一個充足的軍或四個師共約四萬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夠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訓練，配備精良武器；〈己〉入藏軍隊可定為三年一換，以勵士氣。

　　……

　　毛澤東及時轉換了進軍西藏的戰略部署，將原定由西北局擔任的進軍西藏的任務轉交給西南局，由二野的18軍擔任。一切準備就緒，一場舉世矚目的歷史壯舉，拉開了序幕。

達賴集團的應對策略

　　基於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共產黨派出數批勸和代表以動員達賴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協商和平解決西藏問題。

　　1950年2月1日，西北局派情報部藏族偵察員張竟成等，以商人身份入藏開展勸和活動。張竟成身上帶著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漢生致達賴喇嘛和攝政達紮的信，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具有崇高聲望的藏族高僧喜饒嘉措也給達紮帶去了口信。

　　稍後，西南局派出與西藏上層關系密切的誌清法師赴藏勸和。

　　同年7月，根據中央的指示，青海省派出以達賴的大哥當采活佛土登諾布、夏日倉、仙靈三位活佛為首的勸和代表團，西康省派出格達活佛，分兩路前往拉薩。

　　5月29日，中央批準了西南局擬訂的同西藏地方政府進行談判的基本原則， 共10項條件，後被稱作“十大政策”。

　　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開始考慮如何經營西藏的時候，以達賴的經師、攝政達紮為首的西藏地方當局采取所謂應變方略，其核心卻是“西藏獨立”。

　　1949年7月8日，達紮在與印度駐拉薩代表理查遜密謀後，通告國民黨政府駐藏辦事處，“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決定請彼等及其眷屬立即準備離藏內返”。隨後，大批全副武裝的藏兵包圍了駐藏辦事處，沒收國民政府交通部拉薩無線電臺，並占領中央氣象測繪局拉薩氣象測繪所，關閉了國立拉薩小學……“驅漢事件”發生後，國外一些媒體借此發表評論，鼓動西藏地方當局應利用這個時機完全脫離中國的控制。

　　拉薩原有的通訊聯絡電臺，很快變成了“西藏廣播電臺”，晝夜使用藏、英、漢三種語言向外界播音，說什麽“漢藏關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關系，西藏在歷史上就沒有屬於過中國”，“解放軍違背神的意願，與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動西藏僧俗人民“要男死女頂，前仆後繼”，對解放軍“堅決進行武裝抵抗！”

　　噶廈政府還草擬了《西藏獨立宣言》，由理查遜親自修改定稿，並譯成英文，決定派遣達賴的二哥嘉洛頓珠和孜本(審計官)夏格巴去聯合國呼籲，請求支持。

　　此後，理查遜又夥同來自美利堅的神秘人物勞威爾·托馬斯，和達紮等秘密商定，組織了一個由6位官員組成的所謂的“親善代表團”，分別赴美、英、印(度)、尼(泊爾)四國，請求援助，希望他們對西藏獨立、加入聯合國組織給予支持。

　　與此同時，達紮等人對於中央政府一再表達的和談願望棄置不顧。噶廈政府在回復張竟成遞交的廖漢生的信中竟稱：“祈為閣下轉念西藏檀樾感情悠久友好，請向北京政府善為解釋。”檀樾，即施主，亦即只承認西藏與中央政府之間存在寺廟與施主之間的關系，完全否定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權。而其他幾位勸和代表，除達賴的大哥當采活佛之外均在噶廈政府的阻撓下沒能到達拉薩，愛國愛教的格達活佛還被害於昌都。

　　這樣，以達紮為首的極少數上層分裂主義分子，堵塞了和平談判的大門。同時，噶廈將藏軍主力部署於金沙江一線，企圖用武力抗拒我軍入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不得不打響了昌都戰役。

　　昌都戰役，以戰求和

　　昌都是藏東門戶，總扼進藏的南北中三路。

　　西藏噶廈政府把堅守昌都作為其最後一道防線，企圖在這裏與解放軍決一死戰。藏軍擴充兵力，訓練軍官，購買武器彈藥，調兵遣將，把10個團擴大為16個團，企圖以金沙江為防線，阻止解放軍前進。昌都總管拉魯自信滿滿地對下屬說：“共產黨的軍隊現在還不會到來……我們絕不會讓共產黨的軍隊越過金沙江。”

　　攻克昌都的戰略部署，核心是以強行軍的方式發動一系列閃電般的突襲，對昌都地區的藏軍實行全面包抄。大軍兵分三路，一支從大本營甘孜進發，由北路向昌都發起攻擊；一支從大本營巴塘由南路向昌都發動背後的突襲，切斷敵人逃跑的路線；最後一支在中心開花，直接襲擊昌都。

　　西藏噶廈政府將藏軍2/3的兵力(約七千至八千人)集中於昌都和金沙江一線，采取了與18軍正面決戰的戰略，這是一個毀滅性的錯誤。40年後，18軍第二參謀長李覺將軍回憶道：

　　當時西藏噶廈沒有懂軍事的人。它那些沒有軍事素養，沒有經過訓練，沒有作戰經驗，沒有正規編制，沒有精良裝備，沒有後勤保障的老弱殘兵，不應該與經驗豐富、兵強馬壯的解放軍搞陣地戰。他們應該主動放棄金沙江防線，把我們入藏部隊放進去，集中優勢兵力打後勤，阻我後撤，讓天然的地理氣候條件發揮作用……

　　敗局漸露，駐守昌都的藏軍司令阿沛·阿旺晉美多次與拉薩噶廈政府聯系，請求將指揮部後撤到洛隆宗。10月15日，阿沛的侍衛官措果再一次通過無線電臺與噶廈的侍衛官都然娃進行口頭交涉，這次交涉在西藏歷史中成為一次著名的對話：

　　措果：請註意，我們已(用密電碼向拉薩方面)發去了三封急電，尚未收到一句答復，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就我們來說，我們深知自己處境困難，因而對我們來說一分一秒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您不給我們一個答復，我們將無所適從。

　　都然娃：此刻正是噶廈官員們舉行郊宴的時候，他們全都參加郊宴去了，你們發來的密碼電報正在加以翻譯解讀，了解電報內容之後我們就給你們復電。

　　措果大怒：讓他們的郊宴見鬼去吧！我們受阻於此，西藏受到外來威脅，而且我們的命運每時每刻都可能發生改變，但是你還在那裏胡扯什麽郊宴。

　　阿沛是接替拉魯擔任昌都總管的，同時也是噶倫之一，他不希望自己背上棄城的惡名，因此只能待在昌都消極等待拉薩指示。

　　10月17日，昌都的局勢看不到半點曙光。阿沛不得不決定撤退，然而為時已晚。

　　解放軍以驚人的速度晝夜兼程，剛好搶在藏軍撤離之前，完成了合圍。除了少量藏軍騎兵逃離，藏軍主力退路被斷。阿沛·阿旺晉美面對兵敗如山倒的局面，知道繼續抵抗已經無效，只得下令繳械投降。

　　昌都戰役僅歷時兩周，占整個西藏正規軍實力2/3的昌都守軍被全殲，包括阿沛·阿旺晉美在內的一批軍官及2700多名士兵被俘，昌都、類烏齊、寧靜等大片地區被解放軍占領，通往拉薩的大路，門戶洞開。西藏武裝抵抗人民解放軍進藏的能力基本就此瓦解。

　　“如我軍能於10月占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當然也有別種可能)。”(毛澤東《關於今年占領昌都問題給西南局的電報》)毛澤東的這段話揭示了昌都戰役的主要目的——迫使西藏回到談判桌上來。因此，軍事勝利之後接踵而來的不是藏人所恐慌的占領，而是發動了一場“和平解放”西藏的新戰役。以戰求和，這是毛澤東戰略布局上的又一次勝利。

　　流亡還是談判？

　　1950年11月底，對於身處拉薩的西藏僧俗官員來說，這是一個寒冷徹骨的冬天。

　　西藏地方政府的軍事力量幾乎消失殆盡；美英對於西藏代表團尋求外交和軍事援助的一封封急切的來電、來信完全是一副虛與委蛇、應付了事的態度；在聯合國，關於“西藏遭到中國侵略”的議案被人悄悄地隱匿在了臺下；西藏一向仰賴的印度也吝於提供軍事支持和外交聲援。只有幾千人的軍隊脆弱地守衛著昌都通往拉薩的交通要道，只要人民解放軍願意，打通道路，直取拉薩已經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十四世達賴和簇擁在他身邊的僧俗官員們此時又想起了前幾代達賴走過的老路——流亡。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但對於植根在西藏的活佛來說，流亡絕對是下下之策，可是當達賴喇嘛見到了他那個從昌都趕來拉薩的哥哥當采活佛時，這個下下策還真被排上了議事日程。身在拉薩的達賴以及重臣根本摸不清與自己一步之遙的中國共產黨的情況，所以當采就成為了解放軍管轄區的唯一見證者。當采活佛說，共產黨逼迫他前往拉薩說服他的弟弟，甚至允諾如果他能完成使命，西藏的統治大權將落到他的手中。當采的話讓拉薩的大臣們大驚失色，他們草草得出兩點結論：第一，共產黨是不值得信任的；第二，達賴喇嘛繼續留在拉薩將非常危險。如此一來，他們便立即著手與印度方面取得聯系，安排達賴流亡的路線。

　　據一位原西藏噶廈官員回憶，當時為達賴安排落腳點的夏格巴是這樣向達賴匯報的：

　　假如達賴流亡國外，美國和英國政府答應給予幫助。印度政府指出，在達賴喇嘛到達印度領土之前，你們必須萬分小心。他一到達印度，印度政府就會派遣衛兵等予以保護，並且提供一切必要的幫助。萬一解放軍包圍了整個西藏，美國人將會派一架專機把達賴喇嘛從拉薩接走。因此，你們應該在拉薩搶修一個機場。

　　滑稽的是，後來在美方的檔案裏從未發現過美國人打算接走達賴的證據。

　　有人想逃跑，有人卻主張留下來談判，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在昌都戰役中曾和解放軍有過正面交鋒的阿沛。

　　1910年2月，阿沛·阿旺晉美出生在拉薩一個有蒙古族血統的貴族霍爾康家裏。繈褓中的阿旺晉美被母親帶到她在墨竹工卡縣的加瑪莊園撫養，加瑪莊園裏的農奴子女則成了他童年時期最好的玩伴。

　　17歲時，阿旺晉美以莊園主少爺的身份，代替母親管理莊園。在與農奴接觸的過程中，阿旺晉美對農奴和奴隸的苦難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他曾說：“長此下去，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由此，他萌生了改變舊制度的想法。

　　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同時，也向西藏釋放了通過談判，和平解放西藏的友善訊息。和那些被西方陰謀所蠱惑，成日裏做著“西藏獨立”夢的僧俗官員不同，阿沛是第一個挺身而出，主張和談的人。在他看來，當時的西藏政府不得不面對這樣兩個事實：一是大家都知道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歷史事實，西藏問題只能由中央政府解決。因此，應派一個代表團去北京，同中央政府商談。二是同解放軍只能談判不能打仗。國民黨號稱有800萬軍隊，還有美國幫助，同解放軍打的結果是徹底失敗，最後跑到臺灣去了。西藏男女老少齊出動，也只有100萬，既沒有經過訓練，更沒有武器，怎麽能打贏呢？打的結果只能帶來不堪設想的災難。

　　此後到1951年期間，阿沛5次向達賴喇嘛、攝政和噶廈報告，促請派代表同中央政府談判。他甚至一度要推辭昌都總管的職務，表示願意“一路東去，溯水尋源，找解放軍談判”。

　　昌都戰役後進藏部隊先遣支隊司令員、18軍副政委王其梅將軍接見了阿沛。王其梅親手將一條歡迎的哈達掛在了阿沛的脖子上，他動情地說：“人民解放軍全心全意為西藏人民服務，但是，由於外國帝國主義者和反動分子的消極宣傳，致使你們誤解了我們的意圖，並且已經疏遠了我們，因而使你們自身蒙受了不必要的困難，對此我們深表遺憾。”說著，王其梅流下了眼淚。

　　這一幕深深打動了阿沛。

　　阿沛對西藏未來的判斷現實而又明智，他摒棄傲慢，以歷史的眼光洞悉時局，也為他在後來的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談判中贏得了至關重要的席位。

　　中央政府通過無線電廣播一次又一次地向西藏釋放著最大的善意，可惜，年輕的達賴喇嘛還是聽從了身邊保守的僧侶們的“苦口婆心”，雖然不一定心甘情願，但卻仍舊離開拉薩，滯留在中印邊界小城亞東，猶疑、觀望。

　　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讓整個世界格局波詭雲譎，也讓達賴喇嘛可以選擇的道路變得十分有限，美、英、印等國對於達賴喇嘛也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冷漠。達賴體會到了困獸的窘境。

《十七條協議》的簽訂

　　達賴派出了兩隊人馬前往北京參與和談。一隊由阿沛·阿旺晉美、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三人組成，從昌都出發，另一隊則是從亞東啟程，取道印度的凱墨·索安旺堆和士丹旦達。

　　阿沛與亞東來的談判代表在北京會合。他們給阿沛帶去了來自亞東的最新消息：印度總理尼赫魯奉勸西藏人接受西藏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這讓阿沛對國際勢態和西藏未來有了更明確的思想準備。同時，他們還帶來了西藏地方政府關於進行和談的五項條件和內部掌握的要點。

　　噶廈政府開出的條件包括：一、表面上可以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實質上要實行獨立自主；二、不要向邊境派遣武裝部隊；三、和平談判時，要有中立國(指印度)參加。達賴指示談判團必須堅持不準派解放軍到西藏邊防這一條，另外還要堅持中央派代表只許派文官，而且必須是信教的。

　　在阿沛看來，噶廈政府的這種一廂情願太過“離奇”，“共產黨裏面到哪裏去找信教的？”

　　他告誡與自己同行的談判代表：“寺院保守派對現代世界一無所知，對中國共產黨也不甚了了；如果他們輕易拒絕了共產黨提出的條件，堅持商談供施關系和西藏獨立，那麽勢必會讓中共失去耐心，最終使他們重新開始向西藏進軍。”

　　阿沛知道，自己身上肩負著西藏未來的重擔，同時，他此行的成果也面臨著被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全面否定的可能。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總要有人來承擔興衰榮辱，這一次責任落在了代表團團長阿沛的身上。

　　1951年4月29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李維漢作為中方談叛代表團團長與阿沛·阿旺晉美面對面地坐到了談判桌前，和談開始了。

　　李維漢全面闡述了中央對西藏的方針政策，他著重說明解放軍進藏的必要性：

　　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放軍進去保衛國防，這一方針是不能改變的。這對西藏人民、西藏民族有利，對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利。

　　第一、印度政府繼承英帝國主義在西藏的特權，有無侵略野心還不能保證；第二、現在西藏根本沒有國防，西藏的軍隊是向祖國內地部署的，要建設國防也不是那麽簡單的事；目前西藏更有交通、運輸方面的困難，一旦有事，軍隊開進去談何容易。至於西藏的軍隊要改編成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分，那是不成問題的。

　　西藏地方政府有一種設想，人民解放軍開進去以後，會慢慢整他們。但是，如果解放軍要這樣做，用戰鬥的方式打勝了再搞，還要方便些。

　　雖然，遠在亞東的噶廈政府仍堅持“不能同意解放軍進藏守衛邊防這一條”，但代表團商議認為：“我們已經承認西藏不是獨立的，這麽大的問題都已經解決，其他就都是小問題了。於是大家決定就這樣簽了吧！”

　　起初一切都進行得十分順利，協議草本、附件草本只經過幾個回合的磋商就定了下來，只等雙方代表舉行簽字儀式了。五一假期後，李維漢突然問阿沛：是否接到了關於班禪返藏的特別指示？

　　阿沛回答：“沒有。”

　　李維漢很納悶：“這怎麽可能呢？這是全西藏民眾最關心的重要問題和事件之一。”他繼續追問：“是否承認班禪是真正的轉世活佛。”

　　阿沛的態度陡然強硬起來：“在轉世靈童得到西藏政府正式確認之前，我不可能承認任何人為班禪的轉世靈童。”

　　關於班禪返藏的問題，是西藏民族內部長期遺留下來的問題。即使像阿沛這樣開明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也不願作出絲毫的妥協。

　　對此，李維漢解釋了中央希望解決班禪返藏問題的原因：

　　宗喀巴有達賴和班禪兩個弟子，傳到今天已有五百多年，在很長時間裏，他們是團結的，後來分裂才二三十年。這種分裂，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和中國(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挑撥。分裂對西藏是不好的。帝國主義、國民黨拉一個、打一個。或者拉達賴打班禪，或是拉班禪打達賴。這無論對西藏的政治、宗教都是不好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是希望你們團結起來。歷史上幾百年達賴、班禪各有其地位，還是按這幾百年的規矩，使班禪回到西藏去。過去幾十年中間，由於分裂了，彼此心中不愉快，有仇恨，但終究都是西藏人，都是宗喀巴的弟子。這一條大的方針，希望雙方都同意。

　　5月19日下午，中央談判代表孫誌遠到西藏代表團下榻的北京飯店，同阿沛單獨交談，最後商定，協議中將要寫的恢復班禪的地位和職權問題，是指九世班禪和十三世達賴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和職權，阿沛當即表示同意。

　　僵局終於被打破了，掃除了談判道路上最大的障礙後，接下來的進程就如順水行舟。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一個新的時代正向西藏人民撲面而來。

　　在《十七條協議》中，有這樣幾條關鍵性的約定：

　　二、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

　　四、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五、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

　　十一、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辦法解決之。

　　中央政府承諾不會強迫西藏改變固有的政治制度，這一點讓達賴多少打消了疑慮，動心返回拉薩。他和他的僧俗官員們認為只要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現存的政教合一的政體不加幹涉，那麽他們的統治也將得到相應的延續。

　　協議簽署的那一天，毛澤東在懷仁堂接見了阿沛。

　　毛澤東說：“你們已經承認是祖國大家庭的一員，所以現在北京和上海都是你們的了。現在人民解放軍將要進藏，你們還有疑懼嗎？”

　　阿沛回答：“我們在昌都第一次遇見中共軍政人員時還存在著疑慮，但是現在我深信不疑了。”

　　毛澤東說：“你這話說得太早了一點。你們一定還有顧慮；如果你們不存在顧慮那就非常奇怪了，但是總有一天你們的顧慮會被完全消除。你們將同人民解放軍相處，因而日復一日你們的疑懼和不安就會被打消。”

　　毛澤東對西藏內部的猜測是準確的。即便由阿沛率領的談判代表團已經同中央政府達成了高度的一致，但流亡在亞東的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內部在是否接受協議，多大程度上接受協議仍然有著極大的分歧。

　　從某種意義上說，阿沛是不具有代表西藏簽署《十七條協議》的權力的，《十七條協議》成立與否全賴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所做出的反應。

　　“統治權仍然留在達賴喇嘛的手中”，經過一番激烈辯論，西藏僧俗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達賴遂出乎意料地完全認可了《十七條協議》。

　　同年10月24日，達賴喇嘛正式致電毛澤東，表達了他對《十七條協議》的擁護。在這份電文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達賴喇嘛對西藏地位的新立場：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權代表噶倫阿沛等五人，於1951年4月底抵達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權代表進行和談。雙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礎上，已於1951年5月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謹電奉聞。

　　西藏地方政府達賴喇嘛

　　公歷1951年10月24日

　　藏歷鐵兔年八月二十四日呈

　　10月26日，毛澤東復電：

　　達賴喇嘛先生：

　　你於1951年10月24日的來電，已經收到了。我感謝你對實行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的努力，並致衷心的祝賀。

　　毛澤東

　　1951年10月26日

　　《十七條協議》的簽訂是中國共產黨成功解決國內復雜民族問題的典範。一方面它實事求是地承認了西藏社會的現狀，尊重其既有的體制、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它成功解決了西藏在中國長遠戰略利益和國家安全中所涉及的種種問題。

　　同時，協議為中央政府逐漸改變西藏落後面貌、改革社會經濟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契機。“和平解放”也避免了重新進行軍事進攻可能招致的國際社會消極地批評和譴責，並且排除了西方國家對西藏主權橫加幹涉的可能性。

達賴、班禪進京

　　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

　　會前，一直縈繞在毛澤東心頭的是“由誰來代表西藏出席人民代表大會？”因為，當時的中國絕大多數地區是在經過土改，建立了民主政權，實行普選後產生了人民代表，但此時西藏顯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最終，中央決定邀請達賴、班禪等作為西藏代表同時出席這次大會。

　　達賴要進京！

　　“是宗教重要，還是大會重要？達賴喇嘛正在學經，要到23歲才能考‘格西’，如去內地兩年，是會妨礙學經的；加上路途遙遠，水土不服，也不好辦。”

　　“我在國民黨時任過達賴喇嘛駐京辦事處處長，國大選舉時也說很重要，其實沒有什麽。”

　　“達賴喇嘛1950年去亞東時，某寺兩千多喇嘛勸阻，有一個喇嘛跳河死了，如果這次達賴要赴京，三大寺反對就不好辦了。”

　　“達賴喇嘛是佛教之主，人民對他很信任。如去北京，回來後就沒有人信任他了，豈不糟糕。”

　　……

　　反對者的聲音，不絕於耳。

　　不過，達賴本人卻有赴京的意願。他曾囑咐自己身邊的侍讀江措林活佛遠赴山南拉莫雲措湖觀看中央與西藏關系的前途，江措林告訴達賴，從湖中他看到了達賴周圍有很多汽車，這似乎預示著中央和西藏之間將有光明的前途，達賴可以去北京。

　　達賴也有自己的疑慮，他曾對江措林說過這樣的話：

　　我去北京的事，原打算在公路修通後考慮，但有兩個顧慮：一是自己一行動等於西藏地方政府全都出動，解放軍再幫忙，也還要大大牽動老百姓。二是自己是西藏一教之主，且是維系三大寺的重心，我一去北京，三大寺很可能發生騷動，那就不好收拾了。

　　但經過中央派駐西藏代表張經武的一再協調和阿沛對此事的堅定支持，達賴決定赴京。

　　達賴對張經武說：“我個人認為赴京開會，可以見到毛主席。根據內蒙古和我家鄉寺廟得到尊重和保護的事實，我赴京開會，無論對政治、宗教都有好處。”

　　在隨即召開的噶廈、譯倉(西藏地方政府之秘書機關)會議上，達賴喇嘛宣布了他即將赴京的決定。

　　1954年9月1日，達賴從成都、班禪從西寧分別乘坐飛機到達西安匯合。9月4日下午，載著兩大活佛的列車駛進了北京火車站，國家副主席朱德、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等人親自前往車站迎接。

　　在9月15日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達賴、班禪被選入主席團，同全國各民族代表一起，討論新中國成立後擬訂的第一部憲法。

　　達賴在會上發言說：“憲法草案總結了幾年來執行毛主席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的成績和經驗。特別是憲法草案上規定了各民族可以按照它的發展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以充分行使自治權利”，“這些都是非常正確的。我們西藏全體人民熱烈地表示擁護”。“敵人造謠共產黨、人民政府毀滅宗教，現在這種謠言已經全部破產了，西藏人民已經切身地體會到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

　　在這次大會上，達賴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班禪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班禪在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人代會後，達賴與班禪參觀遊歷了天津、上海、杭州、沈陽、鞍山、哈爾濱等城市，為期3個月。

　　1955年的2月23日，是藏歷木羊年的新年。毛澤東在京接見了兩位活佛。

　　毛澤東說：“我們的國家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工業很不發達，有許多機器我們自己還不能制造，我們沒有大量的鋼。但這不要緊，我們可以建設，再過50年，我們就可以建成一個像樣子的國家。”

　　達賴回答：“我們西藏各方面的條件都很落後。但我們可以向主席保證，在您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項工作，不斷地提高。”

　　毛澤東繼續道：“落後不要緊，在漢人地區也有許多落後的地方，和西藏一樣，將來都要搞好。”“我有信心。在你們兩人的領導下，西藏的事情一定會做好，但不要急，慢慢地來，做事情要取得大多數的同意。”

　　毛澤東與達賴、班禪之間曾多次出現上述這樣的對話。1955年的3月8日，在達賴、班禪離京返藏前，毛澤東親自到禦河橋為他們送行。

　　“你們要走了，我來看看你們，你們走的事情都辦好了嗎？還有什麽需要我們幫助解決的問題嗎？”

　　毛澤東的親切話語讓達賴十分感動：“主席的突然到來，我像在做夢。經過和主席的幾次見面談話，我的內心起了極大的變化。我回去之後，一定要把這些指示變成行動，一定打開以往應付的局面，真誠地互相幫助，共同努力工作。”

　　毛澤東與達賴之間的交談持續了一個多小時。

　　在西方學者眼中，這是達賴和中央政府之間最為親密的“蜜月期”，即使在數千年漫長的漢藏交往史中，雙方這樣襟懷坦白、意趣相投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數的。那時，年輕的達賴是紮紮實實地感受到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支持和誠意，他同時也為毛澤東的個人魅力所傾倒。他寫了一首詩，表達了對毛澤東由衷的崇敬。

　　毛主席啊！您的光輝和事業有如創造世界的大梵天和眾敬國王(印度傳說中的最古國的國王)！

　　聚積了無量數的福氣才產生了這樣的領袖，

　　好像大地上有了照耀一切的太陽。

　　您的著作珍貴如寶珠，

　　豐富有力如同海潮一直達到天空的邊際。

　　榮譽無比的毛主席啊！願您萬壽無疆！

　　現在君子動口不動手

　　毛澤東在西藏問題上總是表現出特別審慎的態度。這從他“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從西南為主入藏、和平解放西藏、西藏現有社會制度不予變更、進軍西藏不吃地方、慎重穩進、搞好上層統戰、六年不改、邊平叛邊改革、對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實行贖買政策、穩定發展個體所有制和個體經濟等一系列重大決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為了更好地治理西藏，中央決定在西藏設立自治區。1955年，當達賴和班禪還在北京時，就已經開始動手組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了。委員會名額為51人：西藏地方政府方面15名，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方面10名，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方面10名，中央派在西藏地區工作的幹部5名，其他方面(包括各主要寺廟、各主要教派、社會賢達、群眾團體等)11名。

　　籌備委員會的主要任務可以歸納為以下6點：

　　1。為西藏的管理逐漸承擔更多的責任；

　　2。鼓勵發展當地工業，使其能適合中央的計劃；

　　3。使各個階級的人民團結起來，促進階級之間的合作；

　　4。發展教育；

　　5。在進行改革時要防止急躁情緒；

　　6。保護宗教自由和寺廟。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成立對中央來說，是一件大事。為此，中央派出了一支包括來自17個民族的全國各界代表共800人的代表團前往西藏祝賀。

　　臨行前，毛澤東對代表團團長陳毅囑咐道：

　　並非只有中國重視西藏，西藏的問題會引起全世界的註視。西藏只有改革才有前途，但可以有別於內地的做法，采用贖買的辦法。此次赴藏應該把中央堅持改革、民族團結的政策帶去，處處說通道理，做好事，不強加於人。

　　由於當時印度方面提出邀請達賴前往印度訪問，社會上對此顧慮重重，毛澤東特別指示說：

　　達賴喇嘛是西藏一位宗教領袖，也是國家領導工作人員，他的行動是自由的，可以讓他明年去印度。

　　1956年3月16日，中央代表團從北京啟程，到蘭州後，乘坐300多輛汽車，浩浩蕩蕩，經青藏公路於4月17日到達拉薩。拉薩僧俗傾城出動，3萬多身著盛裝的藏族人民，夾道歡迎中央代表團。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率西藏地方政府、班禪堪布會議廳官員，出城5公裏，到接官廳迎接。旋即舉行群眾大會。陳毅團長向拉薩各界數萬群眾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

　　當時身臨其境的人都能感受到流動在其間的溫暖真摯的情誼，不過達賴在慶祝大會上的某些談話還是泄漏了一絲隱憂。達賴說：“最近鄰近各省用和平協商的方式，正在進行和準備進行改革的消息傳到了西藏，引起了若幹人的疑慮和懼怕。”

　　達賴的疑慮不是沒有原因的。就在不久前，1956年2月25日，甘孜少數上層反動分子為了阻撓和破壞民主改革，首先在色達地區、緊接著於29日在義敦等地發動武裝叛亂。這一消息傳到西藏，讓達賴和與他親近的西藏上層惴惴不安。

　　西藏上層的疑懼，毛澤東是知道的，他一再給予寬解。

　　早在1955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參觀團和西藏青年參觀團時就指出，西藏不要害怕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目的是把西藏全體人民的生活搞好。同時，你們自己的生活也不會下降。西藏實行民主改革，你們這些上層人士、貴族、各寺廟的喇嘛，可以同群眾一起協商，上下結合，實行改革。“改革要你們下決心，你們不幹，我們不能替你們下決心。”

　　1956年2月12日，正值農歷正月初一，又逢藏歷火猴年元旦，毛澤東對在京參觀的藏族人士拉魯·才旺多吉、拉敏·益西楚臣、桑頗·登增頓珠等，又一次語重心長地談到了民主改革的問題：“進行民主改革的問題，什麽時候進行，由你們自己去決定。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後，可以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要由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下決心，要由西藏的僧俗官員和寺院裏的喇嘛、堪布們決定。要有一個醞釀的時期，一年、兩年、三年，通過討論、打通思想。”“貴族、喇嘛有好多人害怕改革，你們回去後要對貴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論如何改革，對他們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維持”。“關於民主改革這一條，這裏要講清楚，不要回去亂講，說我講了西藏現在要實行土地改革了。我是要你們回去醞釀，回去報告達賴和班禪，可行即行，你們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沒有辦法。我不能一定叫你們做什麽，我只是提建議給你們，采納不采納是你們的事，不要誤會。”

　　陳毅代表團此行的目的之一也正是要打消達賴等人的疑慮。

　　他說：“只有西藏民族的領袖和人民有了一致的要求和決心的時候，西藏的改革才可以進行。”

　　如此一來，在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大會上，誰也沒有說什麽時候開始改革。陳毅還幽默地稱之為：“現在是君子動口不動手。”

　　六年不改

　　這個時期，全國掀起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為了穩定西藏，中央有意推遲川、甘、青、滇四省藏區的民主改革運動。但形勢的發展出乎毛澤東和中央的預想，四省藏區的民主改革運動迅猛發展，給西藏以巨大的沖擊。

　　西藏地區部分群眾開始有了改革的要求。在這種形勢面前，中共西藏工委也想盡快改變西藏的落後面貌，希望西藏早一點進行民主改革，認為“西藏也面臨著這種民主改革趨勢的前夕”。

　　西藏工委大打輿論戰，剛剛創刊的《西藏日報》刊登了大量有關改革的新聞和文章。8月4日，一封《修建當雄機場的藏族民工代表要求實行民主改革給達賴的請求書》被刊登在了《西藏日報》上，一時社會嘩然。在此前後，西藏工委報請中央組織部批準，從內地各省市調2000多名漢族幹部陸續進藏，並且在西藏吸收了大批藏族幹部，各級黨政機構和企事業單位急劇膨脹起來，形成了欲全面進行民主改革的氣勢。歷史上，人們稱這段時期為“大發展”時期。

　　人員迅速增加，開支急劇增大，市場投放銀元過多，引起物價上漲。這時看到改革是大勢所趨而真正願意實行改革的上層人士只占少數；大多數上層人士則心存疑慮，焦躁不安。

　　達賴此時去信毛澤東，毛於8月18日復信道：

　　西藏社會改革問題，聽說已經談開了，很好。現在還不是實行改革的時候，大家談一談，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準備，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後再做，可以少出亂子，最好是不出亂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亂子，主要是親帝國主義分子和國民黨殘余分子在那裏煽動，我們的工作也有缺點。我希望西藏方面盡量避免出亂子。

　　中央客觀地分析了西藏的政治形勢後，認為：“西藏的改革條件目前還不成熟，勉強去做就勢必出亂子。”

　　1956年9月4日，中央正式發出《關於西藏民主改革問題的指示》(通常稱“九四指示”)。指示說：“西藏地區的民主改革，必須是和平改革，要做到和平改革，對西藏上層一定要做好準備工作以後再去進行。”這裏所謂的準備工作，主要有兩條：一是同他們的各方面的領導人員協商好。二是把上層安排好。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其中談到西藏問題時說：

　　西藏由於條件還不成熟，還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條協議》，社會制度的改革必須實行，但是何時實行，要待西藏大多數人民群眾和領袖人物認為可行的時候，才能作出決定，不能性急。現在已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不進行改革。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是否進行改革，要到那時看情況才能決定。

　　這樣，中央在“九四指示”下達半年後，就公開向全世界宣布了對西藏實行“六年不改”的政策方針。

　　配合“六年不改”的方針，西藏軍區對部隊進行了全區性的縮編和部署上的調整，總員額減至1.8萬人。

　　中央一系列的緩和政策，讓在“大發展”時期神經備受刺激的西藏上層緩了口氣。不過，他們中的一些人囿於階級本質，認為“六年不改”最終還是要改的，其“美妙的”封建農奴制度仍然岌岌可危。

　　基於這樣的判斷，他們必然要為保全自己的階級地位做些什麽了。

　　四水六崗衛教軍

　　1959年的叛亂雖然被歷史銘記，但是，對於西藏和中央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多麽突然，出人意料的事件。事實上，從中央代表到達拉薩的那一刻起，暗中的破壞活動就沒有停止過。

　　早在1951年至1952年，叛亂就零星地發生過，直到達賴喇嘛發出和平呼籲書後，叛亂才暫且平息了下去。有學者認為，這些早期的叛亂很可能是國民黨殘余分子策劃發動的。但到了1956年，情況發生了變化，叛亂成為有組織的行為，而它們的策動者則來自藏人內部。

　　在叛亂武裝中，有一支名氣頗大的“四水六崗衛教軍”(即是西方人所稱的康巴遊擊隊)，雖然人數不多，但組織嚴密，戰鬥力強，給駐藏解放軍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恩珠·貢布紮西，康區理塘(今四川甘孜州理塘縣)人，早年曾在拉薩經商，在拉薩的康巴人中，以及康區巴塘、理塘等地都具有一定的威信。他在拉薩秘密串聯流亡的康巴人，於1957年5月以募捐向達賴喇嘛獻造黃金寶座為名，組織了四水六崗(藏語“曲西崗珠”，四水指黃河、長江、雅魯藏布江和瀾滄江；六崗指的是在這四條江河流域的西藏地區；“四水六崗”狹義上指康區，廣義上泛指整個藏區)組織。到1958年5月13日，四水六崗組織召集各路人馬秘密開會，清點人數，計有2200余人。

　　1958年6月16日，恩珠·貢布紮西等在山南地區的竹古塘，正式宣布“四水六崗衛教誌願軍”成立。

　　西藏地方政府對叛亂武裝一直采取縱容、支持的態度。噶廈多次下令，要求各地積極為叛亂武裝籌措糧秣，還在山南地區打開拉康、多宗等地的糧倉，給叛亂分子發放糧食，打開軍械庫，為叛亂分子提供武器彈藥，並聽任其征收糧草，脅迫群眾參加叛亂。藏軍也以“成夥攜槍逃跑”為借口，選派機槍手、號兵去山南，協助訓練叛亂武裝和直接參加叛亂活動。

　　幾乎是同時，毛澤東在批轉青海省委《關於鎮壓叛亂問題的報告》的批語中指出：“西藏要準備對付那裏的可能的全局叛亂”。“只要西藏反動派敢於發動全局叛亂，那裏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義”。

　　鑒於西藏地區可能發生全面叛亂，中央於1958年7月14日指示西藏工委：

　　你們應當對噶倫們表示嚴正的態度，告訴他們，他們對西藏地區的反動分子和從江東逃入西藏地區的叛亂分子采取縱容的立場是完全錯誤的。

　　毛澤東和中央對西藏的改革一向容忍且具有耐心，但西藏反動分子卻根本不要改革，他們要的不僅僅是“六年不改”，他們希望“永遠不改”。這樣一來，“如果反動分子要武裝叛亂，中央就一定要實行武裝平息叛亂。”

　　7月18日，張經武、張國華到羅布林卡(歷代達賴喇嘛消暑理政的地方)會見達賴喇嘛，轉告了中央對叛亂武裝的最後通牒。這讓達賴感到十分緊張。

　　駐藏部隊面對叛亂，一直在忍耐。8月1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京同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副司令員鄧少東談話時，對西藏的形勢和應當采取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