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沖:老外問中國人的五個傻問題
 
　由於工作關系，我接觸老外多一些，他們稀奇古怪的問題，常常讓我張口結舌不知道如何回答。可過後仔細想想，看似愚蠢的問題背後不僅反映出中西方思維的差異，而且可以像鏡子一樣照出我們的不足。
　　最喜歡和朋友分享的是這個中國人絕對不會問的問題：中國的樹為什麽長在馬路邊上。這是一個法國外交官問筆者的問題，至今仍沒有標準答案。路邊的樹，自然是人種的，我們國家土地少，人口多，森林覆蓋率低，這些年亂砍濫伐更是讓許多地區的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自然生的樹林對平原地區來說絕對成了奢侈品。於是，國家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發出了“植樹造林、綠化祖國”的號召。我們已經習慣了路邊樹木一排排、遠處村莊一座座的情景。可這對老外來說，就難以理解了。如果乘火車在歐洲旅行，你會發現沿途不是整齊劃一、種類一致的樹木，而是十裏不同景，完全一片自然風貌。
     去年回山東老家，對這個“愚蠢”問題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老家響應號召，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而奮鬥，馬路兩旁50米區域內，全部種上樹，這就回答了老外的問題，中國的樹為什麽長在馬路邊。答曰：人種的，且不得不種。更厲害的是，靠路的房子，全部刷成同樣的顏色，果然，成了“新農村”。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計劃生育的。在國外旅行時，經常有外國朋友好奇地問：“是不是你們只能生一個孩子？”還有人說起這個話題來義憤填膺，直接逼問“你們是不是把第二個孩子給殺死”？這時候，筆者就只好做起解釋國情的工作，告訴他們中國的人口壓力、計劃生育政策如何為國家的發展服務，以及這項政策實際上讓全世界受益。對筆者的解釋，多元文化的歐洲人多數表示理解，可有些美國人就聽不進去。在美國，每次總統大選都要把是否允許墮胎拿出來辯論，總統是否支持人工墮胎成了選民投票支持與否的理由之一，這讓我們聽起來也不可思議。
 
　　《德國之聲》曾經就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采訪了柏林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克林赫爾茨博士。記者問，長期以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西方備受指責。然而，按照中國官方統計，從上世紀70年代到世紀末，中國共少生了三四億人口。在世界人口不斷膨脹、資源緊缺的背景下，這是否應當算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呢？博士回答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受到抨擊的原因在於，實施過程中部分采取了壓迫性的做法，現在也仍存在這種現象。像這種剝奪人的決定權的做法，在西方國家是很難想象的。但是，如果中國人口繼續按照當年的速度增長，那麽肯定會發生饑荒和以爭奪資源為目的的沖突。於是，中國選擇了計劃生育這樣一條受到國際批評的道路。但如果沒有實施這一生育政策，中國今天的經濟騰飛就不可能實現。
　　第三個有趣的問題來自一位瑞典商人。筆者陪著這位40多歲的商人參觀了長城、故宮和頤和園，還吃了烤鴨。這位老兄心滿意足，最後一天沿著四環路兜風，瞥了一眼“鳥巢”後，他忽然問：“北京怎麽看不見小孩子在操場上活動呢？”包括瑞典在內，歐洲國家的許多城市沒有像北京這樣高樓大廈林立，而是保持了古典的風貌，草地、學校、運動場遍布城市各處。在新建的德國總理府旁邊，就有一片大草坪，周末可以看到孩子們在那兒踢球。不過，凡事有利必有弊，曾經有一位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中學老師告訴我，他認為中國對孩子嚴格教育的方式最好，值得美國學習，美國的中小學生素質太差。在她眼裏，中國的中小學教育是培育人才的天堂。
     從這個問題，你可以明白，老外對中國的誇獎有時候多麽不靠譜。20世紀80年代，中美小學生交流，中國小學生認為，美國的孩子思維發散，有創造性；而美國的孩子認為，中國的小孩小學就學了初中的課程，太厲害了，20年後，這幫孩子長大後，中國肯定在各方面全面超越美國。可惜，美國小孩錯了，我們被人稱道的優質小學教育並沒有培育出太多具有創造力的人才。
       
　　下一個問題頗有哲學意味：中國人做買賣時用的秤是公制，可算賬時卻用市制結算，這不是很麻煩的事情嗎？這個小小的問題一下子就觸到了中國的思維深處。我們雖然總是說“洋為中用、古為今用”，但在西方文明面前總是缺乏自信，卻又不肯虛心地像日本那樣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比如說，我們跟著西方玩足球，卻又聲稱足球是中國人發明的；再比如說，年輕人跟著過“情人節”、“聖誕節”，每年都惹得一些人說三道四。公制引入中國年數也不少了，可老百姓用市斤結算的習俗還是頑強地保留了下來。這一方面印證著我們民族文化傳承的執著與堅韌，另一個方面也說明我們對新事物的遲緩和仿徨。看看日本，雖然每年過中秋節，可人家在公歷8月15日這天過，省了一邊公歷、一邊農歷的習慣。再看看美國，截然相反，身高還是說幾英尺幾英寸，體重還是說多少磅，別人喜歡不喜歡隨他，如果熟悉公制，好，自己去換算吧！
　　最後一個問題是美國合眾國際社的記者所問。這位老兄是個牛人，每次開記者會，他總是坐在正對主席臺的第一排座位，第一個舉手提問，問題一個接一個，就連紐約時報、經濟學家的記者都對他退避三舍，一看他舉手，自嘲地說：“我們可以歇了，這家夥又壟斷了問題。”
        他四處問的一個問題，一度讓能言善辯的前外交部發言人孔泉打了楞神。他的問題是：“你們中國總是說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我的問題是，你從歷史的鏡子裏看到了什麽樣的未來？”和這位記者聊天時，他說：“我不求答案，每當開你們的會煩了的時候，就提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很難找到標準答案，其實，我們很多人每天經常說的話如果細究起來，並不是特別好解釋。”
　　這5個問題涉及中西思維差異、教育差異、中西誤解等文化上的不同，看似愚蠢，實則不然。沒有愚蠢的問題，只有愚蠢的答案，把這些記錄下來，除了博取大家一笑，也希望能引發一點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