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民進黨發動立委席次減半，當時北中南同步遊行，並有數百位教授聲援。在民進黨政府的鼓動下，七成以上民意對減半表示認同，該黨並將議題設定為立委選戰的主軸，迫使國民黨也只有隨之起舞。

就在政客與民意一面倒時，幾位教授國會政治的學者，卻期期以為不可。但眾人皆醉，學者的聲音微弱到沒人聽見。當時的鼓吹者，今天已有不少承認錯誤，但代價將由全民承擔。

以「集遊違憲、人權不見」為號召，要求將集遊法的許可制改為報備制的「野草莓運動」，似乎也有越演越烈之勢。但做為曾經研究集遊議題的學者，我有責任告訴廣場的學生與附和的政客，改為報備制的主張是錯的。

首先，在民主學理上，集遊權從來沒被承認是「基本人權」。由於具有「行動」的本質，故其所享有的憲法保障，並不如「純粹言論」完整。有些學生錯誤引用憲法上「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認為既是憲法權利，進行集遊何須報准？但略懂憲治的人都知道，「集遊」與「集會」一字之差，法理上的地位已相去甚遠。

由於遊行可能侵踏私人財產、影響社區安寧、妨礙政府公權、壓迫不同意見、干擾正常生活、甚至對婦女孩童造成不良影響，多數民主國家均對集會遊行採取許可制。英國地方首長，甚至可以因應現實需要，下令不准集會遊行長達三個月。知名言論自由絕對主義者，布萊克法官便明言：「憲法所保護的，為人民的純粹言論自由之權，而不是以巡邏、遊行、罷工、路檢來傳達觀念之權。…在街上站立、巡邏或走前走後的遊行乃是一種行為而非言論，既為行為便可以受到規範或禁止。」

台灣在人際空間侷促的環境下，集遊衝突的可能性偏高，對正常生活的干擾也更大。如果美、日等國都採許可制，台灣除非能證明自己國民的自制力高人一等，否則有何條件實施報備制？

美國一位大法官表示，民主國家所以允許人民有集會遊行之權，乃因其有助於「觀念自由競爭市場」的形成，因為一般人並非都有錢刊登廣告或購買電視時段來傳達理念，而集會遊行則不啻為廉價的意見表達方式。也有學者認為，集會遊行允許演講者與群眾雙向溝通，為其他傳播方式無法取代，故集遊權應予保障。

然而，隨著傳播媒介高度發達，今天參與集遊，已非前來吸收新知或交流意見；所以參與，乃因認同集遊訴求，而來表達支持或「造勢」。再由於傳播媒介發達，雙向管道選擇多於以往，價格也易於負擔，如電腦網路或手機簡訊等。若集會遊行常被用於威嚇性的造勢，而雙向傳播也不乏其他選擇，民主國家便越來越支持對集遊權加以限制。如工人罷工遊行、特定地點的示威、挑釁型集會等，法院均主張較以往更多的限制。

近代以捍衛自由人權著稱的美國首席大法官華倫曾指出：「有些人認為，只要行為目的是表達理念，便可以無限上綱的被視為是『言論』，我們對此看法無法苟同。…當某一行為同時包含了『言論』及『非言論』兩種成分時，充分重要的政府利益便應成為偶爾限制言論自由的正當依據。…當政府在憲法範圍內執行權力，且規範有利於政府重要與實質的利益，政府便有正當理由對集遊進行規範，這個道理十分清楚…。」

陳雲林來訪顯然是政府的重大利益，廣場學生難道否定政府有規範集遊保護訪賓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