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所謂真實惡意原則，並未被我國多數釋憲者（大法官）所採為決定是否構成誹謗罪的判準，釋字509號解釋文是這樣說的，＂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

其實，大法官釋字509號解釋的真實意涵，乃透過合憲性解釋的方法，將真實免責條款（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前段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擴大其適用範圍，不限於行為人所指摘之事客觀上必須為真實，若行為人主觀上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雖不能證明其為真實，亦得免罰。

當然此時行為人若要主張此一主觀確信的抗辯，則有提出相當證據資料，以來證明其有相當理由而產生此一主觀確信的必要。當然，控方（相對人或檢察官）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其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客觀真實之義務。也就是說，多數意見認為：［當事人仍要提供相當證據資料，來證明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言論為真實］。這才是多數意見所採的，於言論自由與人格權衝突時，法院應適用之衡平見解。（這個類同與民事侵權責任裡的［抽象輕過失］責任，也就是多數大法官認為當事人至少要做到與一般謹慎小心之人相同的注意或查證義務。）

例如，某民意代表接受選民陳情，說其被某官員舔耳騷擾，該民意代表見獵心喜，疏於查證，率爾攜其召開記者會，向社會大眾指責該官員行為不當，有辱官箴，要求下台。雖經當事人一再否認，甚至對質，仍持續指責，甚至於立法院內借質詢機會，極盡羞辱之能事（但這有國會免責權的保護，不罰）。後真相大白，舔耳之人並非該官員，另有其人，該民意代表（與被舔耳之人），則被控誹謗罪成立，就是因為此民意代表並未盡合理的查證義務，而該被舔耳之人則在指認真正行為人上有過於輕率的重大過失責任。

而前述所謂［真實惡意］原則，則僅見於該號解釋蘇俊雄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對於所謂「能證明為真實」其證明強度不必至於客觀的真實，只要行為人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的過失或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皆應將之排除於第三一０條之處罰範圍外，認行為人不負相關刑責。＂，以及吳庚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除行為人得提出相當證據證明所涉及之事實並非全然子虛烏有外，檢察官、自訴人或法院仍應證明行為人之言論係屬虛妄，諸如出於明知其為不實或因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情節，始屬相當。＂也就是說，少數意見認為：［控方或法院應證明行為人之言論係出於明知其為不實或因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這個類同與民事侵權責任裡的［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

殊不知，美國釋憲者會採此［真實惡意］原則是因為美國法律對於隱私權的保護，遠較我國周到，所以即使記者所報導為真實，被報導者是公眾人物，不管涉不涉及私德，只要是報導當事人的非公開活動，使其名譽或社會地位減損，報導的記者仍會成立誹謗罪。為了發現真實與保護新聞自由，美國釋憲者才會創設這個［真實惡意］原則，對於政治人物（後擴及所謂公眾人物）給予新聞記者這個對等的武器與特別的保護，也就是說，對於公眾人物，新聞記者被他方證明其為[真實惡意]的報導才會遭到懲罰。

而我國的誹謗罪本來就有真實免責條款（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前段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用隱私揭露禁止原則（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後段規定：「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來節制（因為這邊除了名譽權，還牽涉到了隱私權的保護），還另設刑法第三百十一條公益或善意言論免責規定（阻卻違法事由）來保護善意或公益言論。所以多數意見才會這樣說，＂刑法第三百十一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係法律就誹謗罪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目的即在維護善意發表意見之自由，不生牴觸憲法問題。＂

因此，非常明顯的，大法官多數意見與過去的實務意見都並不採用所謂［真實惡意］原則為判準，因為這樣對於假借公益目的、捕風捉影、造謠生事、恣意抹黑或抹紅他人的［非善意］發表言論者，保護過於周到，這是一定要在此說明的。

另外，多數意見並不認為［言論自由］與［人格權］此兩種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有高下之分，法院應該要視具體個案情況，自為適切的判斷。其實，憲法所揭示的各種基本權，並沒有特定權利必然優先於另一種權利的位階關係存在，在發生基本權利衝突時，立法者有優先權限於衡量特定社會行為中相衝突權利的價值比重後，決定系爭情形中對立之基本權利實現之先後，司法機關必須尊重立法者的判斷。而法院在做個案利益衡量時，在公益與私益之間，有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的適用，乃屬當然。所有大法官中僅有吳庚大法官於其協同意見書中表明，＂蓋維護言論自由即所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之健全發展，與個人名譽可能遭受之損失兩相衡量，顯然有較高之價值。＂但因為其為協同意見書，所以現在大家都認為多數意見也採此說，也就是維護言論自由的價值必然高於人格權的保護。其實並不是這樣的，多數意見認為這兩者都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並沒有高下之分。

還有，參與解釋的大法官裡也僅有吳庚大法官在其協同意見書內認為＂意見＂與＂事實陳述＂應該分割考量，多數意見其實仍然維持原先實務見解，認為應就談話內容全體做一整體評價，不應分割考量，但吳庚大法官在其協同意見書中又說，＂惟事實陳述與意見發表在概念上本屬流動，有時難期其涇渭分明，若意見係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時，始應考慮事實之真偽問題。＂所以這個分割考量的意見，現竟也被認為多數意見也採此說，更屬誤會。

又，民事之妨害名譽罪，其構成要件與刑事誹謗罪也並不相同，所以最高法院台上字第三五號判決才會這樣說，＂按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非即與刑法之誹謗罪相同，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其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不論其為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本院九十年台上字第六四六號判例參照）。至侵害名譽權之行為，當不以直接之方法為限，倘以間接之方法，例如藉字裡行間之意義使他人因該影射而受名譽之損害，亦屬之。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行為人所必須具有「故意」或「過失」主觀意思要件中之「過失」，係以行為人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認定之標準，亦即行為人所負者，乃抽象輕過失之責任。＂

因此，雖然在刑事的誹謗罪官司上，最高法院錯誤適用所謂真實惡意原則，而判決連戰宋楚瑜控告陳水扁的柔性政變案敗訴，但是這個刑事判決並沒有影響其在民事的妨害名譽罪上，得到確定的勝訴判決。這是順便要說明的。

總結來說，處理基本權之衝突之原則可以歸納如下：

一、基本權之衝突有無孰優先之問題。

二、釋字第509號解釋在民事上的運用。尊重立法及釋憲機關所定準則，言論自由與妨害名譽之衝突，衡量之標準：(1)依刑法第310條1.2項規定。(2) 第310條3項規定與事實不符者；雖屬真實但涉及私德均不得為之。(3)舉證責任。(4)第311條為阻却違法事由（違法性）。

這幾點補充與澄清，有助於大眾來了解釋字509號解釋的真實內涵，看來蠻多人都誤會了大法官做成此解釋的真意了，而前引文之作者，高雄大學法律系呂麗慧助理教授，她也絕對是誤會了。 

總之，如上所述，多數意見所採的見解非常清楚，與實務意見基本上並無不同，將言論自由與人格權的保護，平等對待，更在個案上做適切的利益衡量，但最高法院於509號解釋作成之後所下的幾個社會矚目的判決竟都採此少數說（如上述打麻將案之判決），也被王澤鑑前大法官於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101期，＜人格權保護的課題與展望（三）＞一文，對這些最高法院的判決多所批判，認為過分保護（抹黑者）言論自由，而對（被抹黑者）人格權保護不周，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