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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8 20:19:35瀏覽415|回應0|推薦4 | |
20110313~20110314晚上。我睡妻的位置,大胖貓睡我的位置。 我將插上耳機的iPod開到最大聲。 從耳機裡細細傳來微微的說話聲: 「媽媽睡了。被罰跪的下午,為了甚麼被懲罰呢?……用膝蓋在綠色的地毯上慢慢移動。綠色的地毯是綠色的、還是黃色的?……」 我腦中浮起那樣的畫面:被罰跪的下午,陽光從窗戶灑進來,灑在原本是綠色的地毯上。「那麼綠色的地毯是綠色的、還是黃色的?」我在心裡這樣想著。 打開《舞、舞、舞》。進行到斷臂詩人如何用單手做三明治。大胖貓向來對繩線很有興趣(不只是興趣,簡直到癡迷發狂的地步),牠望著床上iPod的耳機線,睜大了骨碌的杏眼。無奈身旁的我以眼神制止牠。不留意時,牠便馬上用左手撈起耳機線。 我放棄地趴在床上看著牠,牠放棄地縮回手立著耳低頭瞪視著耳機。一會兒趴著、一會兒試探性地伸出手來。 該睡覺了。看不懂單手如何一邊壓著一邊切三明治。大胖貓也放棄了牠對iPod耳機的僵持。我換上SNOOPY鬧鐘兩顆3號電池,到客廳對著牆上的圓鐘調整到正確的時間,把SNOOPY的黑色鼻子摁上來,確定它會響、響得夠大聲。妻電話裡說,要往前調5分鐘它才會在正確的時間響起來。 夜裡起身如廁,看了時鐘──四點;便再怎麼樣也睡不著了。以前是這樣的,SNOOPY還沒響前,妻便翻身將SNOOPY的鼻子摁下。約莫過了5分鐘,起身洗臉,回到梳妝檯前便喚我起床。比較累的時候,等SNOOPY響了,摁下鼻子,一樣約莫5分鐘後,便直接躺在床上喚我:「起床囉!」或者,我在心裡數到4分59秒,便出大聲告訴自己(50%說給她聽):「起床了!」 4點到SNOOPY響還有近兩個小時。 無論如何SNOOPY還沒響的時候,電話響了。 「喂。」是妻。 「他叫我叫他起床。」 「嗯。」 斷線了。醫院的收訊不是很好。進浴室前電話又響了。 「喂。」是妻。 「你接起來我怎麼叫他起床?」 「喔,我會叫他。」 我掛了電話,進兒子的房間咯咯地敲了兩下床尾的白色衣櫃:「馬媽叫你起床。」 我難道不會叫他嗎?「像傻瓜一樣。」我想起昨晚看的《舞‧舞‧舞》中雪的口頭禪。 「電話在天還未矇矇亮的早上響起來比SNOOPY還吵!」
辦公桌上還是上週五下午我趕去醫院前的那個樣子。教務處的會簽公文、總務處的會簽公文、幼稚園的公文、午餐廠商寄來的上游廠商的合約、樂齡業務的資料夾、一半的咖啡…… 依照慣例,我舀了三匙咖啡豆放入調到顆粒大小為4的校長從家裡帶來的磨豆機,喀拉喀拉地磨成粉和咖啡壺裝了飲水機的冷水分別倒入咖啡機濾紙內和水盒中,按下紅色的開關。咖啡機開始發出妻病床旁老婦黏稠液體在管子內呼嚕呼嚕流動的聲音……
妻打電話來說第2次的MRI出來了。主治醫師說腦外表積水好像有減少一點點,但顱內的腦水則沒有增加的跡象。最好再做一次血液貼片,但一切要等注射血液貼片的麻醉師來看過妻的狀況再做決定。因為實際上,他們(神經內科)是請麻醉師幫忙。也就是說,如果麻醉師嫌麻煩不願意幫忙,縱使神經內科認為有需要,那也沒辦法。果然,妻第2次打電話來說,麻醉師來看過,認為妻現在的狀況是正常的:頸部及腰部僵硬、久站有一點反胃、頭還有一點脹脹的。「恢復沒那麼快。至少要3個月到半年。」於是主治醫師改口了,說,顱內的腦水有一點增多了。我們無法了解到底是怕麻煩不願意幫忙所以說了這樣的話,還是以她的專業經驗確實不需要再做第2次貼片。 事實上,妻在做第1次MRI的時候,滲漏處已經不明顯了。但是腦部的顯影顯示,腦在顱內的狀態是典型的腦低壓狀態。第2次做MRI的時候,滲漏處也是不明顯,也就是說,不曉得滲漏處到底完全補起來了沒有。我的理解一切均處於和第1次一樣渾沌的狀態(第1次照出不明顯的結果有可能是妻已經躺了一個月,慢慢修復了。可是腦部為何還是典型的低腦壓下垂狀態?既然腦水還是不夠,為什麼妻在兩週前頭已經開始沒那麼痛了呢?傅醫師給我們的解釋是,妻已經習慣了這樣的腦壓)。在做完第1次貼片後,傅醫師的意思是應該要完全好起來,不會再有頭痛的感覺,於是建議再做第2次的MRI並確定是否再做第2次的血液貼片。而做出來的MRI既然腦水還是差不多,滲漏處還是不明顯,為什麼決定不做第2次貼片呢?原因是出在做血液貼片的麻醉師。以及龐大而複雜的政治體系和那所衍生出的複雜的關係。 「頭痛醫療團隊」結合神經內科、放射科以及麻醉科。病人頭痛是先去看神經內科,神經內科發現病人有低腦壓的症狀,結合放射科的研究,以磁振造影的技術取代傳統從脊椎打一個洞注入顯影劑(那個洞到頭來反而造成脊椎的另一個破洞),去尋找病人脊椎的漏洞,就像屋固保一樣。找出漏洞就必須把它補起來。此時就必須把麻醉科利用他們無痛分娩在脊椎打麻藥的技術,抽取病人20-30西西的血液,打入脊椎滲漏處的外層,讓血液以傷口發炎的方式,在滲漏洞處產生凝固,阻止脊髓液繼續外漏。那亦一如建築團隊,建築師找來水電、木工等專長的人來建築、改善或修補房屋。類似這樣的團隊叫「頭痛醫療團隊」。很明顯的,神經內科扮演著建築師做規劃設計的動作,那麼放射科、麻醉科則扮演水電、木工的角色。我們頭痛的時候,掛的門診是「神經內科」,所以麻醉師是處於幫忙別人的地位。此外,還牽扯著人與人、組織與組織(醫師與醫師、科與科、整個醫院倫理制度)的複雜政治關係,包括──交情、利益、自私、專業、熱情、尊重以及視病如親的愛與關懷;這些無形的關係與氛圍像蜘蛛絲一樣黏搭、牽扯與相互連結。 麻醉師說不用打第2次貼片了,我們不曉得到底是基於甚麼樣的原因讓她做出這樣的判斷。也許是她懶得再做一次;也許是基於她的專業判斷(勝過神經內科主治醫師);也許是這個權威的麻醉師在頭痛醫療團隊中相對於這個年輕的神經內科主治醫師是「前輩」,所以主治醫師改變他的判斷與說詞(同樣一次的MRI,第1次的說法和第2次的說法不一樣);也許麻醉師真心誠意地認為妻真的不需要再捱第2針血液貼片注射,畢竟針穿至脊椎表層真的很痛…… 總之,我覺得妻的狀況縱使沒有完全好,但並沒有比較差。所以決定接受麻醉師的建議出院。畢竟,人家是被拜託的,沒有必要再做她認無不必要的事;第2點,那麻醉師還滿負責的,比主治醫師還負責(週六、日,主治醫師都放假了,她每天還來病床前看妻的狀況)。 麻醉師說可以出院休養以後,還是叮嚀妻要多休息,不要搬重物、避免被撞到、不能點頭可以搖頭──always say no.(因為脊椎只有兩側有肌肉) 「那麼,可以跑跑跳跳嗎?」妻問。 「不行。不能做激烈運動。」 「可以大聲罵人嗎?」 「可以。」 為什麼非得要問這麼蠢的問題呢?我知道。
我下午請了一小時的假。 高速公路北上53公里近機場連絡道內側事故回堵至中壢交流道之後,也就是我從66進到高速公路後便開始走走停停。車子過了新屋交流道警廣便說路況已排除,但是車速反而更慢了,常常是定點的。陰暗的烏雲早就散去,下午的陽光開始讓回堵的車陣變熱。膀胱中慢慢上升的尿液、停滯的氛圍、無奈而漸漸燥動的甚麼讓我彷彿看見《1Q84》年的青豆從前面的計程車中打開車門下車,穿著短裙絲襪,咯登咯登地踩著高跟鞋,橫向穿梭在車陣中往路肩前進。我望了望高速公路旁高大的建物牆面,搜索著哪裡有ESSO一隻老虎提著加油槍的廣告看板。 下了高速公路上百齡橋打電話給妻說還再辦出院。到了院區大樓的圓環,還再辦出院。繞了停車場四圈終於找到停車位到中正樓大廳終於辦完回16F病房收拾細軟。 一樣是石牌路左轉承德靠右百齡橋重慶北上高速公路。 妻向我抱怨院內的餐點。向我陳述隔壁床看顧阿嬤的外勞如何熱心地幫妻遞錢買報紙(賣報紙的人像自強號中的車掌小姐推著小推車兜售零食那樣地逡巡於病房區的走廊喊著「報紙!報紙!」)。向我陳述哪個護士小姐細心可親哪個是例行公事。 我小心翼翼地開在路上。儘管台灣的道路不是那麼平、我的小車避震系統不是那麼好,但我發現我還是可以不讓妻的頸椎危危顫顫,安安穩穩地不點頭也不搖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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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小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