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口事件是我當兵以來第一次有親臨戰場的感覺，也是唯一的一次覺得大戰一觸即發的恐怖。

那是民國53年1月 21日發生的事，當天跟平日沒有兩樣，我們在桃園憲兵隊裡參加早點名、做了早操後，就各自開始執行勤務了，但忘了是在那天的那一刻，隊長突然下令緊急集合，並宣布立即出發執行緊急任務。

我們全員武裝齊備，沒有戴平日的白色膠盔，不過也因沒有鋼盔，只好戴軍便帽，以免目標太過明顯。在連長和排長督導下，我們分別進入了"戰鬥位置" ，也就是面對著北上的所有道路設下卡哨，嚴格檢查過往車輛。記得隊長當時並沒有明確交代是否對"闖關者"格殺勿論"，但的確可以感受到他隨時可能下令開火。

那一天在緊張的氣氛中度過，到了晚上收隊回來，奇怪的是沒有人打聽發生了什麼事，在很疲累的情形下，大家也就好像忘了這件事。

沒有多久，有三名在湖口事件中立下大功、由上等兵一下子被晉升為上士的小兵在憲兵司令部的安排下，來到各憲兵單位講述湖口事件發生的經過，以及憲兵在遇到類似情況時該如何隨機應變，化解危機。

從他們口中，我們才知道，那一天是裝甲兵第一師的戰備檢查日，由前裝甲兵司令蔣緯國一手提拔的裝甲兵副司令趙志華少將率領各級主管前往檢查裝一師執行戰備情形。當時台灣有兩個裝甲師，像各軍種部隊一樣須定時接受戰備檢查，以備一聲令下，"反攻大陸"。

當時裝甲兵司令已由郭東暘中將出任，但他到任沒有多久就奉派到台北受訓。話說趙志華檢查完戰備後，就命令當時的裝一師師長徐美雄指揮全師官兵在操場集合聽訓，趙志華在講述裝甲兵的英勇戰績及忠貞情操後，話鋒一轉，開始討論政局，批評政府官員顢頇、無能、貪婪，軍人陽奉陰違，爭功委過，越講越激動，突然拔出佩槍，要求徐美雄揮師北上去"勤王"、清君測"。

就在徐美雄猶豫著該如何不流血地解除這個危機時，有一名士官和一名政戰官應聲表示願追隨趙志華的行動，並利用趙志華一手一人把他們拉上講台的那一瞬間，抱住了他，在一旁的憲兵也上前制服了趙志華。徐美雄隨即下令把趙志華押到師部看管，並向在台北的郭東暘、蔣緯國報告，但也就在那同時，一名政戰官跑去打電話向在桃園龍潭的第一軍團司令羅友倫報告，大喊"裝一師叛變了，正向台北開拔"，羅友倫一聽不敢怠慢，一面下令全軍出動封鎖北上所有交通要道，同時向陸軍總司令劉安祺報告，協調空軍戰機也待命升空。

據說，當時陸軍總部要求在必要時，將裝一師全軍殲滅，若是仍無法阻擋戰車前進，就炸掉台北大橋、中興橋等主要橋樑，力阻戰車進入台北市。

蔣緯國、郭東暘趕到湖口後，瞭解了事發的情況與處理情形後，蔣緯國向劉安祺建議將趙志華關入精神病院，再調查他的動機，以免動搖軍心，劉安祺同意他的處理方式，但不到幾天，在總政戰部接手後，決定將趙志華改以叛亂罪起訴，經軍法審理判處死刑，但因老總統遲遲不肯批示，軍事法庭以他沒有預謀、沒有同謀，而且動機是"清君側"，改判無期徒刑，他從當年8月起，被關在新店的國防部軍人監獄裡，一直到民國67年才獲准保外就醫，並於民國71年去世，後半生都在牢中度過。

湖口事件後，所有政戰人員升官的升官，敘獎的敘獎，但裝申兵中卻有許多人受到牽連或被整肅。有一位侯姓裝甲兵校官被迫退伍後賣牛肉麵，他後來搬到休士頓，經常沒來由地嚎咷大哭或失神地望著天，但他們一家都沒有提過湖口事件一個字。

根據天下文化出版﹂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旅」記載，蔣緯國非常同情這位老部屬，認為他內向、居功不驕，反而在軍中常受到不平待遇，吃了許多大虧，而他之所以會鬧出這麼一件大事，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緣由是趙志華想換住宅，上報告擬借餉新台幣三萬元，這筆錢在當時不算少數，但也沒有多到嚇人，但他的報告陰錯陽差地被郭東暘放在桌上沒有處理，一拖就兩個多月，趙志華沒有去追問，但內心覺得又被整冤枉，一氣之下，就闖了大禍。

由是可知，當時的軍中也有黑暗的一面，將官也可能跟小兵一樣鬧情緒，出狀況。再者，從這件事也可以想像政戰人員在當時軍中的影響力。

我在憲兵隊時，與中校政戰官相處得不錯，曾在政戰室協辦業務；記得政戰官曾告訴我，以前軍中沒有政戰系統，所以才會丟了大陸，到了台灣後，軍中凡有風吹草動，馬上就會被舉發，沒有人能搞"兵諫"或"兵變"這些花樣。他也表示，如果在陣前，帶兵官企圖叛變投敵，政戰人員有權將他就地槍決，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