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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8/31 12:25:00瀏覽64｜回應0｜推薦0 | |
| 在上一章，我們已對《存學編》之卷二作了疏解，今且再就卷三之義理加以細緻之爬疏。 延平謂朱子曰：「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 習齋評語： 「從源頭體認」，宋儒之誤也；故講說多而踐履少，經濟事業則更少。若宗孔子「下學而上達」，則反是矣。 對於延平強調「從源頭體認」，習齋以為此乃造成宋儒「講說多而踐履少，經濟事業則更少」之主因，反不如孔子「下學而上達」。 「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習齋評語：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填禮、樂、射、禦、書、數為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藝學，古人自八歲後即習行，反以為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為易而先之，斯不亦顛倒矣乎！況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真通透、真誠正之理。即使強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為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為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略一講習，即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為精。一者，既廢藝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猝時所能奏效。及其壯衰，已養成嬌脆之體矣，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為害之鉅也。吾友張石卿，博極群書，自謂秦、漢以降二千年書史，殆無遺覽。為諸少年發書義，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復起講，力竭復偃息，可謂勞之甚矣。不惟有傷於己，卒未見成起一才。比其時欲學六藝，何以堪也！祁陽刁蒙吉，致力於靜坐讀書之學，晝誦夜思，著書百卷，遺精痰嗽無虛日，將卒之三月前，已出言無聲。元氏一士子，勤讀喪明。吾與法乾年二三十，又無諸公之博洽，亦病無虛日。雖今頗知憤恨，期易轍而崇實，亦惴惴恐其終不能勝任也。況今天下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脆弱，為武士、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差毫釐而謬千里，不知誰為之崇也，噫！ 此習齋批評朱子不主張先習行禮、樂、射、禦、書、數，卻主張先「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以為後者易於前者，此終毒害後世，使無數士人身體脆弱，淪為女兒態，為武士、農夫所笑。 值得注意的是，習齋此處用了三個友人的例子以證明朱學之遺害後世，其不重空談而重實證之作風，於此可見。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遍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 習齋評語： 今世為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即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遠於道。雖程、朱、陸、王諸先生語錄，亦不可輕看，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誣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於釋、老，遂沾其氣味，而吾五百年有功於聖道之大儒，不能滌此歧途之穢，豈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 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者從旁一指，終不是判然出彼入此，故糊糊塗塗又仍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天資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予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於學，兼讀朱、陸兩派語錄，後以心疾，無所得而萎塌。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予，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里館，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哀毀廬中，廢業幾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殺。既不讀書，又不接人，坐臥地炕，猛一冷眼，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為後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失，為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問其誤否哉！ 習齋批評朱子混雜有釋老之氣味，使「五百年有功於聖道之大儒，不能滌此歧途之穢」，此固不是實情，熟悉朱子學者自不難加以反駁。然而，此條值得大書特書的是：習齋之自道其為學經歷。按習齋之文字看，其早年曾一度極力用功於程朱之學，直至「戊申遭喪」，其「哀毀廬中，廢業幾年」，才忽地猛然有省，覺得程朱之學不是孔孟之舊旨。自此以後，其學思出現一轉向，遂大肆批評程朱，進而及於宋儒，寫下《存性》、《存學》兩編。近人有謂習齋批斥程朱尤烈於陸王，觀乎習齋自道為學經歷一段，習齋批評程朱之烈或出自習齋對程朱本曾用過一極大之功夫。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倡狂叫呶，側辟固陋，自以為悟。 習齋評語：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典、倡狂叫呶」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也。 對於朱陸之異同，習齋似有一番新領會。其以為，朱、陸皆是空言心性、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不重實事踐行，和孔孟原旨相違，此是二者之同；至於二者之異，則是朱學門人仍重經典，行為態度較有收斂，陸學門人則不重經典，行事較倡狂，所謂「捐棄經典、倡狂叫呶」。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慎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誡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辯，則脫然沈屙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習齋評語：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熄者幾分？我夫子承周末文勝之際，洞見道之不興，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奮筆刪定繁文，存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最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掀精抉奧，鼓動一時，自謂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宜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谷、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熄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習齋以為，孔門多重六藝、兵農、水火、錢谷、工虞等經世技藝之教授及學習，故能訓練出不同技能之人才，以成就治平之世及熄異端。至於朱子，由於不重視經世技能之學，汲汲於章句著述，其終不能救周、程諸儒之弊而使佛老仍熾盛、生民不受其澤。 至若天文、地誌、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 習齋評語： 天文、地誌、律曆、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既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錄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為如何用功也！況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急，孰有過於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遲者相與其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恆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誚。雖未當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概見也。莫謂孔、孟之暫效魯、滕，可如子遊、子賤、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征，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誌、律曆、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此仍是批評朱子語。習齋根據朱門後學無人談及朱子躬行實踐「天文、地誌、律曆、兵機」之事，推斷所謂「天文、地誌、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只是朱子於文字上理會「天文、地誌、律曆、兵機」而已。其又根據朱學門人於宋亡時感慨涕泣，卻不能起力挽狂瀾之功用，推斷此和朱子教學重「居敬窮理」有關。朱子「居敬窮理」既無法培養出軍事等人才以拯宋亡，則謂朱子自身徹底懂得「天文、地誌、律曆、兵機」，此似不可被理解，更多是後學吹噓之辭罷了。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習齋評語：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韓子駁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壞爛。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辟楊、墨而楊、墨果熄，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班祿、井田、學校，王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雜於荀、揚，靜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訓詁繁於西漢，標榜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也，佛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實學不明，言雖精，書雖備，於世何功，於道何補！然賴其講解，朝廷猶以《四書》、《五經》取士，周、孔之文不至盡沒，有志於學者承襲其跡，以主敬靜坐求道，不至盡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遽謂「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於百世，恐後世有文人之雄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議也。 此習齋指朱子根本未有承接「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黃勉齋之言不合事實。何以習齋如此說呢？理由是倘若朱子承接周孔之道，氣質之性當不參雜於荀、揚，靜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訓詁、標榜之風得以熄滅，禮樂、王道得以大行於天下，人材興盛而佛教漸衰。可是，事實卻正相反，此可證明朱子根本不是上承周孔之學，其「實學不明，言雖精，書雖備，於世何功，於道何補！」。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云云，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云云。其窮理也云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云。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云云，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藉以相混惑云云，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眾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云云。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習齋評語： 李氏此贊，體用兼該矣。仆不必詳辯。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質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質對，則其學宗之稍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敢苟求。但以寧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雜佛、老章句之學，寧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認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真學，聖則真聖云爾。 習齋極力攻擊宋儒，特別是朱子，其用意究竟何在？此條習齋給予了答案，其用意「於有宋諸先生，非敢苟求。但以寧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雜佛、老章句之學，寧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認標榜之聖」。習齋反覆申說，苦口婆心，其欲達到之目的亦只如此簡單而已。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群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勛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習齋評語：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群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薦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說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為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即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為孔子之尤不得已也。況孔子之刪述，是刪去繁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繁，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為註解，遞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堤防而導氾濫之流乎！此書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孔子周遊列國及從事著書工作皆不得已，非有心為之。可是，宋儒卻自幼即一心從事於著書行世。此為宋儒、孔子一大不同。其次，孔子刪述「是刪去繁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繁，失其實際也」，宋儒則「多為註解，遞相增益」，此為宋儒、孔子之另一不同。而此二不同正反映宋儒之不能承孔子，「決孔子之堤防而導氾濫之流」，開「此書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之氣象。習齋不滿宋儒學問之理由在此。 先生搜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習齋評語： 先生昭明書旨，備勞心力，然所明只是書旨，未可謂得吾身之道也。蓋《四書》、諸經、群史、百氏之書所載者，原是窮理之文，處事之道。然但以讀經史、訂群書為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群書為即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謂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妙得聖人之本旨者，不已十餘人乎？遵先生讀書之序，先《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次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戶戶講究乎？而果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否也？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為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私慾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為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聞，但以譜為琴，是指薊北而談雲南也，故曰萬里也。 由習齋以琴藝喻《四書》、諸經、群史、百氏之書所載者，可見習齋眼中之聖人之道明顯為一knowing how的知識。由於聖人之道是knowing how，其自不能透過「讀經史、訂群書」以被窮盡，而必須經過學者親身之實踐履行。朱子卻因「搜輯、區分先儒之說」、「讀經史、訂群書」而被稱為「妙得聖人之本旨」，此其實並未算得上「窮理處事以求道」，只是稍明書旨而已，習齋因此批評朱子實未得聖人之本旨。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習齋評語：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辨，然實有不待辨而判者。如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禦，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為也。言學言為既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禦、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托。況於及門之所稱讚，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搉，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婚、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聃，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即以此約心，出即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實功。故《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顯是以三千三百為至道。倘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篤恭，子思亦得罪聖門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朱子言，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人心者惟有書。則宜追求其一切養德之具，而亟亟與同人講習之，以經書為佐證可也。而乃惟孜孜攻苦於書，其餘不甚重焉。且李氏亦知春秋時患在諸書煩亂而禮樂散亡，孔子刪定，為萬世道德之宗。乃朱子適丁文墨浩繁之時，而不能刪削其煩亂，反從而訓之增之，何也？夫朱子之所欲學者，孔子也，而顧未得孔子之心，未盡合孔子學教之法。吾為五百年之士子惜其不得為曾、孟，為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為殷、周，為五百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教養，故深惜朱子之未得為孔子也。 習齋之評語有兩段，今且按其段旨分析如下： 在第一段評語中，習齋主要欲指出孔門之「博文約禮」內容為何，以別於程、朱之「博文約禮」。依習齋，孔門之「博文」是指學禮，學樂，學射，學禦，學書、數以至《易》、《書》、《周南》、《召南》，非後世之讀講、章句；至於孔門之「約禮」，是指以冠婚、喪祭、宗廟、會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等禮以約此身此心，出則以此約天下。程、朱之「博文」即大量之讀講、章句注解；「約禮」則「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 在第二段評語中，習齋主要透過朱子之汲汲於讀書講論，積極從事訓詁章句之工作，卻不知「刪削其煩亂」，以論證朱子雖欲學孔子，卻未得孔子之心，合於孔子學教之法。朱子以後五百年，士子終因此誤入歧途，不得為曾、孟，世道不得為殷、周，生民不得蒙教養，習齋對此一切感到痛心疾首。 吳氏曰：「先生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 習齋評語： 經史子集已惜其過用精神，況記錄雜說乎！ 由習齋曰「經史子集已惜其過用精神」，可見習齋反對以泛觀博覽不同書籍為學，其更強調學之重心當在躬行實踐、身體力行。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云云。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先生一人而已！」 習齋評語： 試觀「道巍德尊，義精仁熟」二語，雖孔子不是過，而下面實指處，卻只是立言之「辭約理盡，旨明味深」而已，言其「心度澄朗」，「工夫縝密」，亦不外於辭氣想見之。蓋朱子身分原是如此，黃、李、吳、陳諸公，亦但能於虛字間崇獎，不能於實際上增潤。及總贊「主盟斯世」一語，尤是不覺道出本色。蓋王者不作，五霸疊興，相繼主盟，假仁義以明王章，聖賢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漢而降，聖人不生，揚、韓、王、周、程、朱、陸、薛、王、馮、高諸子，相繼疊興，主盟儒壇，闡詩書以明聖道，天下靡然向風，自好之士多出其內。故五霸者，實德未修，雖天下服之而不敢帝，不敢王，名之曰霸而已；諸儒者，實學未至，雖天下宗之而不敢聖，不敢賢，渾之曰儒而已；其身分正同。迄今大儒相繼登壇於東林者，猶皆稱主盟，其取義確矣！ 此習齋借批評北溪之稱許語，從而指出宋儒之學只是擅長文字議論，卻「實學未至，雖天下宗之而不敢聖，不敢賢，渾之曰儒而已」。 鶴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屙之間，大寐之醒。至於朱文公先生，始以強志博見淩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遏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群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 習齋評語： 天命、陰陽、鬼神等，仆之愚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為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於世以行之；如不用於世，亦可完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既明，遂為「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歟！無實功於道統，既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征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偽學之名所從來也！仆嘗妄議，宋代諸先儒，明末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學問氣節必更別，若只如此，恐亦不免偽學之禁，門黨之誅也。但宋、明朝廷既無真將相，草野既無真學術，則正宜用稱說《詩》、《書》，標榜清流者撐持其衰運，不宜誅之禁之以自速其敗亡也。要之似龍骨馬，司國柄者不可廢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憫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弒君之臣，殺父之子，無與於孔子也，而孔子懼；天下有無父之墨，無君之楊，非孟子為之也，而孟子懼；蓋儒者之憫天下而厚自責如此。況真失學宗以誤斯人，則近代之禍，吾儒焉得辭其責哉！ 此條反映了習齋數個重要的看法： 一、 習齋以為，對於聖人所不言之議題，如天命、陰陽、鬼神等，朱子竟可以「毫分縷析，如示諸掌」，此明展示朱子學非聖人之學。另外，朱子極力「推明古人之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乃儒者學成後餘事，非儒者為學之主要內容，魏鶴山卻因此稱許朱子令「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此明不知朱學之不同於聖學，乃誣堯、舜、孔、孟之學也。 二、 朱門後學不知朱學之不是聖學，「徒以空言相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其被給予偽學之名，此乃並非無據。習齋指出，理學之所以歷宋明兩代而未被徹底清除，全因「宋、明朝廷既無真將相，草野既無真學術，則正宜用稱說《詩》、《書》，標榜清流者撐持其衰運，不宜誅之禁之以自速其敗亡也......司國柄者不可廢崇儒重道之典」，並不是因理學之為聖學。 三、 由於理學不是聖學，於世無益，當今從事理學者，當改弦易轍，重投堯、舜、孔、孟之學之懷抱。人如何可有改弦易轍之心志呢？關鍵則在「存返己自罪之心」、「憫天下而厚自責」。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才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個。故他門人敏底只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耳。《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習齋評語： 朱子與南軒一派師友，原只是說話讀書度日。較王、何清談，頗用力於身心，較韓、歐文字，猶規規於理性，白、蘇詩酒，既不能仿其矜持，佛、老空虛，又全不及其讀講，真三代後近於儒之學，磽薄氣運中不易得之豪傑也。然而身分如此，無能強增。故推獎處，或襯貼以聖賢、道統、躬行、經濟之語，至其比長競短，敘實指事，或推人，或自見，則皆在言詞讀作之中而無他也。且其病南軒者，恐亦朱子所以自狀，但其為失有淺深，遂自以為得中耳。愚嘗上書刁文孝，其答書亦不問人之疑與否，只自己說盡。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見，蓋素日所學，原是說話作文，更無他物與人耳。況講讀之學教，即循循有序，亦與《學記》之言時孫者不同。夫「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所謂「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苟躁速引進而不顧其安，是教人躐等而不誠也，不時不孫也。故法乾上會謂其子九數已熟，甚悅。予曰：「且勿令知有乘歸法，使之小息，得一受用，方可再進。」正此意也。學者觀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規矩》諸章，豈誦讀講說之學所可托哉！ 對於朱子、南軒一派師友，習齋雖然認同其為「三代後近於儒之學，磽薄氣運中不易得之豪傑」，但是，無可否認的是，朱子、南軒等乃以「說話讀書度日」，其同重「說話讀書」，失於聖學（即經世實踐之學）自不能免，朱子、南軒於失中或有淺深，但其有失則同，習齋因此曰「且其病南軒者，恐亦朱子所以自狀」。 又習齋以為《學記》言時孫不是朱子的意思。朱子言時孫乃著重講讀學教之循循有序，然依習齋之意，《學記》之時孫乃就學習經世技能後運用之純熟言，倘學習技能時剛學會一項，尚未純熟而使心有所安，已另學別的一項，此即「躁速引進而不顧其安，是教人躐等而不誠也，不時不孫也」。按習齋之見，時孫完全不是強調講讀學教之循循有序，朱子有誤矣。 南軒、伯恭之學皆疏略云云。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名，介然為兩途，不可相通。』 習齋評語： 朱子說「禮、樂、射、禦、書、數補填難，且理會道理《詩》、《書》」，非是看道理《詩》、《書》與禮、樂、射、禦、書、數介然為兩途乎？只是不肯說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觀此益信。 對於朱子評呂伯恭將道理與作為視作兩件事，習齋譏朱子有口批評他人，卻無心自我反省。據習齋，朱子把六藝割裂於道理《詩》、《書》，不把二者視為同一，此已是把道理與作為視作兩件事，此何嘗有異於伯恭？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卻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現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習齋評語： 可惜一派師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 朱子於南軒、伯恭皆不諱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豈惡聞異己之言哉！至今仕學皆先立黨，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對於朱子能指正南軒、伯恭之不足及缺點，習齋是欣賞的，但對於朱子等以「作文字度日」，其則不敢苟同。 明末有所謂「東林黨」與「閹黨」之爭，顏元處於明末清初之轉變時期，其發「至今仕學皆先立黨，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此未必和明末黨爭沒有關係。 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習齋評語： 不喜人論性，未為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商量性，謂即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象山學本上承孟子學而來，孟子尅就四端之心以言性，所謂「即心言性」，心性本體地自一，象山言心的文字不少，其何嘗不喜人論性？象山論心即是論性也！朱子不明乎此，只據其「心性不即不離」之理論，指責象山「不喜人論性」，更杜撰出一連串之理由猜測象山何以不言性，此完全是妄語，非真正有益於了解象山學。讀者於此，宜先分別清楚。 至於習齋之評，多少是有道理的，如上言，朱子其實仍是在自己之壁壘中批評象山，非入象山之室以操其戈，此和象山不理解朱學而攻朱子何以異？加上朱子、象山二人同不重實學（即習行六藝、兵農、水火等），其少下學（習齋眼中以實學為下學）一路仍同，於此而觀，二先生更沒什麼孰優孰劣可言了。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 習齋評語：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為學可不自六藝入，正不知六藝即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盡性者也。 象山教人就本心之呈現而加以操持、存養、擴充，但朱子因不契於本心義，其心乃實然的形下的氣心，為有善有惡者，其於是批斥象山不了解心氣之有惡，即「不知有氣稟之雜」。然而，在習齋眼中，氣質乃全善而無惡者，其因此不同意朱子，而批評朱子之學「不知氣稟之善」，朱子「以為學可不自六藝入」之修養工夫亦有所偏。 「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禪家自愛如此。 習齋評語： 禪家無鴛鴦，也不繡鴛鴦，焉得鴛鴦與人看！ 習齋雖大力批評宋儒，但於程朱、陸王之間，其似攻擊程朱較烈，於陸王卻多婉言維護。此條即是一例。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 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卻硬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習齋評語：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為存養」，乃認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誦讀訓詁，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壅培之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送，口說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即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嚥也。此所以亦為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孔子三物之學，真旅寓者之餱糧車馬、傷脾胃者之參術縮砂也哉！ 既知夫子不說破，前乃譏陸子不說破是「禪家自愛」，何也？ 象山學本認為人內在固有一四端之心，作為道德行為得以可能之根據，人只要於此心萌發時加以肯認、操存、擴充，人即可為善。此心為人知善知惡、為善去惡之知覺（道德的覺知）、能力，故曰「良知良能」，卻又非由工夫修養而得，乃人先天固有，故曰「不假修為存養」。象山之學基本上是承接孟子之進路，了解孟子心學者實不難知。然而，朱子由於對孟子本心義有不契，不信人有一全善的心理是一之本心，而將心視為形下的混有駁雜氣質之心，此思路下，象山所言「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遂變成不顧人之現實才能之妄語，非一切實可行之工夫語，其舉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無非亦只是說象山之言無益於修養實踐，彼焉知象山之言不可單獨地看，而當配上四端之心此一大框架以觀？朱子明對象山有誤解，此亦不可掩者。 試觀習齋之評語，由其曰「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為存養」，乃認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誦讀訓詁，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壅培之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此似認同象山之學有所不足。可是，朱子之學是否完全沒有問題呢？不然。由其曰「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送，口說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即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嚥也。此所以亦為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則朱子之學亦有偏。大體上，象山之弊在呆看孟子語句，且立言過激；朱子之弊在徒發空言，不重實踐。習齋於是歸結道「豈若周、孔子三物之學，真旅寓者之餱糧車馬、傷脾胃者之參術縮砂也哉！」，此其實是說朱陸皆非正學，學當以周、孔為宗。 子靜之說無定，大抵他只是要拗。」 習齋評語： 細檢之，講學先生多是拗，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定不易之理，何用拗！只因實學既失，二千年來，只在口頭取勝，紙上爭長，此拗之所從來也。 朱子斥象山「要拗」，但依習齋，朱子亦未嘗不求於「口頭取勝，紙上爭長」，與其批評他人「要拗」，不如歸咎此「要拗」之風氣乃由實學失傳所致。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做去云云。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習齋評語： 聖賢教人，原無象山「當下便是」等語，試看聖賢可曾有先生之學否？「學而時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門是學靜坐訓解否？ 先就朱子之語看，朱子之所以引象山此類之話頭，是要證明象山已有轉向靠近自己立場之趨向。然而，本文欲指出的是，朱子此做法注定不能成功。蓋象山從來未有不重「道問學」，其只是將「道問學」置於「尊德性」之下，作為「尊德性」之助緣。換言之，象山實未嘗棄置讀書、學習，其只是不以讀書、學習作為道德開展之主因，而以本心之呈現為主因而已。此思路下，象山屢說「學而時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不表示他已放棄本心呈現作為道德開展之主因之立場，此只表示他不廢棄讀書、學習，以讀書、學習為助緣。朱子之立場是以讀書、學習為成德工夫開展之主因，其根本不可和象山之立場同日而語，象山自然也不會屈己以從人。 至於習齋之評，其明顯誤解朱、陸之下學工夫為「學靜坐訓解」，「學靜坐訓解」不是聖人之學，則朱、陸之學同樣不是聖學明矣。 「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 習齋評語： 「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聖賢言便當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蕩蕩周道上鮮見其人也。《詩》云，「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此之謂矣。 後儒每重發明先聖文字中之義理，以作為各人人生之指南，卻不強調躬行實踐之重要性，此猶如「今乃不走路，只效聖賢言便當走路」，此風發展下去，即「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蕩蕩周道上鮮見其人也」。而後儒過度重視發明先聖文字中之義理，此禍實肇始於宋儒。 因說子靜。云：「這個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了；更有一項，卻是不及。若是過底拗轉來卻好，不及底趲向上去便好。只緣他才高了便不肯下，才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的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個中，不及的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個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習齋評語： 看朱子歎息他人，真是自以為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孔門相較，朱子知行竟判為兩途，知似過，行似不及，其實行不及，知亦不及。又歎近日學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愚以為當時設有真佛、老，必更歎朱子之講讀訓解為耗神粗跡，有真管、商，必更歎朱子之靜坐主敬為寂守無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令兩項人受憐也。若吾夫子中庸之道，舉其心性，可以使釋、道哭，言其作用，可以使管、商慚。儻朱子而幸遊其門，見其天高地厚，又豈敢遽自以為是乎！不得孔子而師，顏、曾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也。 此習齋批評朱子之言自以為是，指斥其學「知似過，行似不及，其實行不及，知亦不及」，不足以同於孔門。其又以為朱子評學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不當，理由是：朱子之學重講讀訓解，非真佛老；重靜坐主敬，非真管、商。他指出，只有孔子之學，才可使釋、道哭，管、商慚，朱子之自以為是，只反映其未得教於孔子之不幸也。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簟。『思而不學則殆』，正為無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才到退時，便如墮千仞之淵。」 習齋評語： 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加會解會著，是以聳動愈多，頗有底簟。或問：「讀講著述雖是靠書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柄，故頗有底簟否？」予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尚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簟者，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己心亦難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簟底。只因原以講解為學而以行為襯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即所行者亦不純熟。不如學而時習，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藝，一滾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為學，即此為行，即此為教，舉而措之，即此為治，真堯、舜宗子，文、周功臣，萬世聖賢之規距也。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歎循循善誘，欲罷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為多學而識，後乃歎性天不可聞也哉！雖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悅之而終成其藝也哉！儻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人皆習為訓詁矣。鳴呼！吾安得一聖門徒眾之末而師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熟，何處見？」予曰：「如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喪墨衰出入，則半禮半俗，既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著喪服杖絰之制，祭時婦人亦不辦祭餚，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窮究陰陽之秘，祭祀之要典也。諸儒語錄講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笙磬脂膟等皆削去之，如此類不可勝述。不可見哉！」 對習齋來講，陸學勝在「精神不損，臨事尚有用也」，朱學則勝在「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所謂「頗有底簟」。然而，陸學容易流於『思而不學則殆』，朱學則易於「耗費有用精神」，二者仍有不足。習齋以為，正確之學，其內容當是「學而時習，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藝，一滾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為學，即此為行，即此為教，舉而措之，即此為治」，此乃「真堯、舜宗子，文、周功臣，萬世聖賢之規距也。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歎循循善誘，欲罷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為多學而識，後乃歎性天不可聞也哉！雖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悅之而終成其藝也哉！」。 對於宋儒之學，習齋又斥之為「掛一漏二，所行不熟」，理由是「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喪墨衰出入，則半禮半俗，既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著喪服杖絰之制，祭時婦人亦不辦祭餚，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窮究陰陽之秘，祭祀之要典也。諸儒語錄講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笙磬脂膟等皆削去之，如此類不可勝述。」。習齋批評，每有實質證據以支撐，或文字，或史實，或親身經驗，於此可見一斑。 邵庵虞氏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云云，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惶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 習齋評語： 許多聖賢張惶斯道下，卻繼之曰：「而亂亡隨之矣！」是何緣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此仍是攻擊宋儒不是聖人，理由是其無助於世運之恢復，亂亡之不降臨。 草廬吳先生繼許文正公為祭酒，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問業。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道誘掖之云云。一時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之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云云。真豪傑之士哉！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孰能與於斯！又百年，子朱子集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習齋評語： 懇懇循循，講論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廢，其功可謂勤且苦矣，果有益於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負，亦不過「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拚生盡死理會終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過如此。但朱子眼頗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識更下，故直出口而不覺，不足異也。所可異者，所見既小，而以為孟子亦只如此，則亦淺之乎言豪傑，易言道統矣！ 吳澄乃元代之朱子學者，學宗朱子，而習齋又以朱學為偽學，其自不免不批評草廬。細閱其批評重點，要旨仍不出指責草廬：(1)無法培養不同類型之人才 (2)志向識見過小 (3)誤解孟子以同於周、張等豪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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