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於張居正的評價，錢穆老實不客氣地說：

(明朝) 國家並未正式與閣臣以大權，閣臣之弄權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權臣，非大臣。權臣不足以服眾，故雖如張居正之循名責實，起衰振敝，為明代有數能臣，而不能逃眾議。(《國史大綱》)

徐復觀則認為：

明代的大學士就是宰相，權臣奸臣之論，恐怕太昧於史實了。(＜明代內閣制度與張江陵 (居正) 的權奸問題＞)

錢穆是從「名」的角度考慮。有其「名」，方有其「份」。張居正無「宰相」之名，卻藉勾結馮保及李太后掌握大權，厲行改革，行「宰相」之實。無「名」而有「份」，即屬僭越，僭越極其量只可當權臣。所以，任張居正如何起衰振頹，為國盡忠，都不足以服眾，難逃眾議。

徐復觀是從現實的角度切入。自英宗起，內閣首輔的功能和角色確實等同歷朝之宰相，嚴嵩即不時顯露宰相的排場，不把首輔看成宰相，此有違當時官場的共識。

不過，錢穆並未否認首輔實際上等同宰相。況且，首輔實際是宰相，不等於他就不是權臣奸臣，權臣奸臣由其有否僭越、立心是否本乎私利而定。據此，徐復觀「權臣奸臣之論，恐怕太昧於史實了」未免不妥。

考諸史實，張居正取得權力固然有不光明的地方 (故其為權臣)，但他確實以效法周公、孔子為志，他的改革確實救正明朝若干管治積弊，奸臣之罵名，套在張居正身上是不合適的。

(二)

張居正以帝師之尊，兼內閣首輔，透過用心從事改革，以及培育年輕皇帝神宗，藉此挽救明朝衰頹的國運。這做法可視為漢儒政治理想的一次具體落實。

西漢董仲舒亦強調帝王的教育，把帝王打造成聖君的模樣，以之作為天下言行的表率。他又強調「復古更化」，借託遠古來改變現實政治的困境。

張居正編《帝鑒圖說》、說「殿之東堂，祀伏羲以下數聖君，皇上所當法也」，頗有董仲舒的影子。禁毀私建書院，遏止陽明心學傳播，甚至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漢儒忽略了一關鍵：現實帝王也是個人，會有七情六欲，會有心志墮陷之可能。

當彼汲汲於聖君打造工程時，被打造者可能已忿忿不平，只是礙於年少，羽翼未豐，不敢發作。到他擁有自己的爪牙，懂得使用心計權謀，彼即要被報復了。

彼固可辯解「我是為皇上盡忠，為國家社稷盡力」，在理上彼可說得通，問題是，一心只想報復的皇帝，會把道理聽得入耳嗎？權源在皇帝，他想怎樣就怎樣，任彼滿口真理，俱屬枉然，難逃被殺抄家清算的厄運，這是漢儒從未認真思考過的問題，為其政治理想一大致命缺陷。

張居正死得及時，但他的家人倒要遭殃。鄒元標日後為張居正爭取平反，但這對當事人及其家庭有何用？死者已矣！

要從根本上杜絕此類悲劇，限制君主權力的運用、放棄對聖君的打造，實屬必須。簡單講，就是承認人性醜惡，皇帝也不例外。

英國君主立憲，皇帝僅為虛位元首，首相有任期限制，由民選產生，這是在制度上避免悲劇發生。

可惜中國歷朝儒者未有此慧識洞見。即使是宋明儒，大講心性義理之學，終極目的仍是促進現實帝王自省修身，沒有制度建設上的關懷。幸好他們無當政機會，否則其將被老虎噬咬。

(三)

張居正死後，神宗未幾怠政，二十年不上朝。對外方面，明朝先與豐臣秀吉 (原為織田信長部下。信長在「本能寺之變」被殺，秀吉剷除柴田勝家，代領信長的部眾。不久任「關白」，且開始對外擴張，劍指明朝藩屬國 - 朝鮮) 領導之日本在朝鮮爆發戰爭，再面對滿洲努爾哈赤的崛起。

努爾哈赤的祖父、父親曾幫助明李成梁控制遼東，一次意外，二人被明軍殺死。努爾哈赤雖獲明朝補償，但仍不滿足，「七大恨」告天，說穿了只是為祖父、父親報仇而已 (請注意，明朝已作補償，錯不在明)。

當時女真分建州、海西、野人女真三部，努爾哈赤屬建州女真，藉征戰統一其餘各部，建後金國。

明朝用熊廷弼為遼東總兵，熊廷弼與廣寧城巡撫王化貞在攻守問題上意見出現分歧，熊主守而王主攻。結果，廣寧失陷，熊竟未有派兵救援。

事後，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極力攻擊和東林書院諸君子相友善的熊，熊被殺害，明廷自毀長城。遼陽、瀋陽相繼落入後金手中，而曾幾何時，張居正用李成梁「鎮遼」，「邊境晏然」。

滿洲坐大，令明朝軍費開支驟增，出現「遼餉」。所有錢都用到東北，內部無法救濟天災，驛卒被裁撤，卒之釀成民變。民變需要軍隊討平，於是出現「剿餉」、「練餉」。「三餉」出，「一條鞭法」遂失其本意，無助減輕人民負擔。

明朝終在滿洲鐵騎、農民軍雙重夾擊下滅亡，財政的困窘，令它連重組軍隊東山再起的能力也欠奉。

回想張居正用「隆慶初庫貯尚有餘萬，今歲入百二十萬，猶稱乏。惟皇上省察」戒神宗，教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