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說：「平生學在師心」(＜答朱謹吾書＞)，但他的心不是惻隱、是非、羞惡、辭讓之道德本心。

＜與高元谷書＞：

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元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是由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為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

張居正明顯是從「妙明圓淨」、「本覺妙用」講心體，不是從仁義禮智切入。

「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表示心要達到鏡明水止的狀態。「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反映他以「主靜」為修養工夫。

清明心和主靜，可以是禪宗的進路，可以是道家的進路，也可以是儒家荀子的進路。且看看其他文字，再作判定。

＜義命說＞：

古瑰偉奇特之士，樹鴻業於當時，垂鴻稱於後世者，豈獨其才之過人哉？蓋尤繫於養矣。養有淺深，則其才有純駁。才有純駁，則其建立有巨細。才得於天者也，養由於人者也……故古之善養才者，不恃其得天之異，而勉其修己之純。

西漢揚雄在《法言》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修身＞) 人性先天上所稟具的才質，就實質意義言並無差別，差別僅在後天之「修」而已。

張居正以後天的「養」為首出，「蓋尤繫於養矣。養有淺深，則其才有純駁」，此竟和揚雄極相似！而揚雄是繼承荀子學的漢儒。

劉孔才云：「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智勇並異，則英雄兼焉。」《淮南解》曰：「才過千人謂之豪，萬人謂之傑。」此英雄豪傑之辨也。總之，皆以其智力絕殊，不可以尋常尺度論耳。自古迄今，所以樹立人紀，綱維世運，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必此四人者為之。

劉孔才即三國時撰《人物志》的劉劭。劉劭品評人物，停留在自然的氣質生命上。聰明、膽力是先天稟氣使然，人無法控制的，以此界定英雄，英雄全由自然血氣所決定。

《淮南子》思想以道家老莊為主。才指才氣、才情，屬自然氣質，以此界定豪傑，豪傑亦全由自然血氣所決定。

英雄豪傑本是陰陽二氣交合的產物，是實然的，張居正卻認為他們能「樹立人紀，綱維世運，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從實然向應然過渡，關鍵是「智力絕殊」。荀子曰：「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性惡＞)「積思慮，習偽故」即是智力的運用。英雄利用其絕殊的智力以建立人倫社會的規範、秩序，張居正思想於此與荀子契合。

然則世之君子，受天地特厚之生，而有志於三聖人 (張居正以大禹、周公、孔子為三聖人) 之事者，顧可不慎所養乎？養之之道，無欲其本也，慎動其要也。析義窮理，沉幾察微，瑩乎若夜光之內朗，洞乎若止水之獨鑒，所以養智也。抑其強陽，銷其客氣，深乎若強弩之握機，韜乎若寶劍之斂鍔，所以養勇也。尸居 (安居而無為) 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聖人之事也。

此條談「養」的具體內容。

陳澧《漢儒通義》引鄭玄《禮記注》：「性不見物則無欲，見物多則欲益眾。」孔安國注《論語》「仁者靜」曰：「無欲故靜」。鄭玄、孔安國俱為漢儒。而「無欲」一詞的遠源可追溯至《老子》，孟子不講「無欲」只講「寡欲」，荀子、韓非則認可人有情欲。

張居正以「無欲」為工夫，明顯背離了荀子「節求養欲」的主張，而貼近漢儒 (漢儒受道家思想影響)。

不過，「析義窮理，沉幾察微」，張居正的心體具認知反省功能，為一認知心。

「瑩乎若夜光之內朗，洞乎若止水之獨鑒……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聖人之事也」，跟荀子「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裡矣。」(＜解蔽＞) 完全一致。

「無欲」即是「主靜」，但「主靜」並不足夠，還要「慎動」。同時期的王廷相說：「後儒獨言主靜以立本，而略於慎動，遂使克己復禮之學不行，而後生小子，以靜為性真，動為性妄，流於禪靜空虛矣。」(《雅述》) 張居正「慎動其要也」證明他未有流入禪學，而與王廷相看法相同，恰巧王廷相的思想脫胎自荀子、漢儒一路 (順帶一提，王廷相曾為高拱祖父做墓誌銘，且常與高拱論學。他又認識日後獲張居正信任的張瀚)。

假如上文分析無誤，張居正思想的義理間架，基本上是遙接繼承荀子學的漢代儒學。

因仍屬儒學陣營，故尊大禹、周公、孔子為聖人，故尚賢，故講節制欲望。把張居正思想看成以法家 / 佛家 / 道家為宗，不見得合理。

《明史紀事本末》有以下數條：

十一月，張居正上《郊祀圖考》，為書三冊。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次列儀注樂章。大意遵高皇定制，歲一合祀，奉二祖並配。上褒答之。

十二月，命纂《宗藩要例書》，頒示諸王。先是，世宗朝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頗知損抑。至是，居正等念諸藩裁削，非天子親親意，乃略舉事例未當者十一條，請敕禮官集議，著為令。諸藩於是感激親上，而厚薄親疏有體矣。

五年春正月庚午，上御文華殿。大學士張居正言：「殿之東堂，祀伏羲以下數聖君，皇上所當法也。法古聖，惟在省覽章奏。日閱一二，講明國事，則他年躬攬萬機無難矣。」上嘉納之。

七年二月，上患疹，慈聖太后命僧於戒壇設法度眾。張居正上言：「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眾數萬，恐生變敗俗也。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違豫，惟告謝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為福哉！」事遂寢。

五月，封遼東總兵李成梁為寧遠伯。張居正言：「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為一時冠，加以顯秩，此鼓勵將士之法也。」己而成梁使使饋以金，居正曰：「而主以百戰得功勳，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卻不受。

講究禮儀 (郊祀是禮的一種)、「天子親親」(出自《孟子》「親親而仁民」，指親愛親人而仁愛百姓)、「法古聖」、抑佛 (反對佛教僧侶開戒壇)、重義輕利 (不受成梁使者的黃金)，張居正根本為一儒者！

漢儒有千歲衰周之嘆，覺得東周委靡不振。張居正「病周代文勝之弊，而稱快於嬴政之大毀滅」，實為其承襲漢儒思想之一證。

又漢儒講究通經致用，要參與現實政治，張居正因此不滿宋代儒者專講心性之學，斥之為文弱，而稱快於元人之大毀滅 (張居正禁毀私建書院，打擊民間自由講學，有漢儒思想作為理論基礎)。

＜義命說＞：

人生而有利害之情也，有利害之情則不能無推測之智，是以紛紛議論而卒無所歸也。可勝嘆哉！

荀子曰：「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榮辱＞) 張居正主「性惡」明矣！

漢儒好把自然現象比附政治事態，《明史紀事本末》有以下一條：

九月，上諭停刑，蓋慈聖太后以大婚期近也。居正上言：「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且臣近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蓄憤。聖主明王不為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或上蒸為妖沴氛祲之變，下或致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請俟明年吉典告成，然後概免一年。」從之。

＜慈壽寺碑文＞：

本其要歸，惟於一心。心之為域，無有分界，無有際量。其所作功德，亦不住於有相，不可思議。故曰：洗劫有盡，而此心無盡。恆河沙有量，而此心無量。

驟眼看，張居正對心體的理解似近佛家。可是，按照我們剛才分析，張居正的心是清明心、認知心，與佛家般若智心有分別。

張居正＜與羅近溪書＞：

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辨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仆不信也。

羅近溪是陽明後學、泰州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與羅近溪書＞反映張居正和陽明學派並非無來往。

「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仆不信也」是諷刺陽明良知學只知頭腦、「以虛見為默證」。

「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辨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張居正是以博學多能作為聖人內涵，此和漢儒的觀念同。

「奪情」風波後，陽明學派 (何心隱) 反對他，一眾大學士 (他們也是飽讀儒書) 反對他，連他一手提拔的張瀚亦反對他。儒學陣營變相把張居正掃地出門了。「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張居正當時內心的痛苦，可以想像。

孤數年以來，所結怨於天下者不少矣，儉夫惡黨，顯排陰嗾，何嘗一日忘於孤哉！念己既忘家殉國，遑恤其他。雖機阱滿前，眾簇攥體，孤不畏也。以是能少有建立。(＜答河漕按院林雲源言為事任怨＞)

張居正不是一純粹儒者。所以，當碰到峭直的清官海瑞，他沒有第一時間重用，而是「卒不召」。

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

可是，他的學問修為始終是儒家的，道家、佛家、法家是枝節、是末、是用，儒家才是主幹、是本、是體。海瑞評價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東林黨領袖之一鄒元標指張居正「功在社稷，過在身家」，都對張居正予以同情。二人同屬儒家陣營。

近人熊十力撰《與友人論張江陵》，說：「江陵學術宗本在儒，而融攝佛老及法，以成其一家之言」、「江陵蓋宗主儒家，兼綜佛、道與法術」，這些論斷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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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與陽明心學]

張居正早年頗受王陽明心學影響，見「學不本諸心，而假諸外以自益，只見其愈勞愈敝也矣」。

自孔子沒，微言中絕，學者溺於見聞，支離糟粕，人持異見，各信其說天下，於是修身正心、真切篤實之學廢，而訓詁辭章之習興。有宋諸儒，方詆其弊，然議論乃日以滋甚，雖號大儒宿學，至於白首猶不殫其業。而獨行之士，往往反為世所姍笑。嗚呼！學不本諸心，而假諸外以自益，只見其愈勞愈敝也矣。

「學者溺於見聞，支離糟粕，人持異見……而訓詁辭章之習興」固然不是漢儒本來之面目，乃其末流弊病。「然議論乃日以滋甚，雖號大儒宿學，至於白首猶不殫其業」亦只針對朱子學者而言，於濂溪、橫渠、明道、象山俱不適用。

張居正不明漢、宋儒之義理內涵，批評欠公允。根基不穩，復添加經世致用的急切渴望，遂對師 (顧璘、徐階) 友 (胡廬山、羅近溪) 所講的陽明良知教由篤信到質疑再到否定。

＜答楚學道胡廬山論學＞：

承教虛寂之說，大而無當，誠為可厭。然仆以為近時學者皆不務實得於己，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故其說屢變而愈淆。夫虛故能應，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誠虛誠寂，何不可者？惟不務實得於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異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謂寂然者，宜其大而無當、窒而不通矣。審如此，豈惟虛寂之為病？茍不務實得於己，而於言語名色中求中，則曰致曲、曰求仁，亦豈得為無弊哉！

＜與羅近溪書＞：

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辨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仆不信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辨＞：

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食哉；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才涉富強便云霸術之辨、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也。

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周孔並稱，這是唐以前儒者的共識，宋明儒則以孔孟連稱，而唐以前儒者大體承襲荀子、漢儒之義理系統。

第二，「王霸之辨」是界定理學家的一個重要指標。朱子同意「王霸之辨」，故屬理學家。張居正極力消解「王霸之辨」，故其學非朱子學，他亦不屬於理學家。

儘管張居正於政壇上的表現常流露出「狂者胸次」，其持守的義理是漢唐儒的，我們再多看一條：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之善治，譬之琴瑟之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阼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亟重難迫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陳六事疏＞)

要求神宗用政治壓力移風易俗，改變社會風氣，跡近董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