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萬曆五年 (1577 年)，張居正父親去世，按官制張居正應守孝三年，他卻採納戶部侍郎李幼孜建議，提出「奪情」，一時遭到多方抨擊。

所謂「奪情」，是指為國家奪去了孝親之情，可不必去職，以素服辦公，不參加吉禮。

有指張居正聞父死訊，念事權在握，勢不可已，暗中與馮保商討「奪情」的可行性。此在《明史》未見記載。可是，從以下一段，張居正當時於仕途如日中天，是不爭的事實。

慈聖太后將還慈寧宮，諭居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先帝付託。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為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幾之誼。」因賜坐蟒、白金、彩幣。未幾，丁父憂。帝遣司禮中官慰問，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膊贈甚厚。

張居正提出「奪情」後，馮保附和，諸翰林學士 (包括：王錫爵、張位、趙志皋、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 卻群起反對，期期以為不可。張居正置之不理。

戶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倡奪情議，居正惑之。馮保亦固留居正。諸翰林王錫爵、張位、趙志皋、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為不可，弗聽。

吏部尚書張瀚扣留神宗勸居正留任的聖旨，並慨嘆居正「奪情」令「三綱淪矣」，被驅逐。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不同意曾士楚、陳三謨挽留張居正，被處以廷杖，遭到貶職。

吏部尚書張瀚以持慰留旨，被逐去。御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謨等遂交章請留。中行、用賢及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相繼爭之。皆坐廷杖，謫斥有差。

張瀚曾立對聯一副：「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貴眼前花，早開也得，晚開也得。」把功名、富貴看得很淡，加上「三綱淪矣」，他顯然是儒家的君子。

趙用賢曰：「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國家設臺諫以司法紀、任糾繩，乃今嘵嘵為輔臣請留，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創異論。臣愚竊懼士氣之日靡，國是之日淆也。」(＜趙用賢列傳＞) 直斥張居正的不是，為國家擔憂，有北宋范仲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氣息。

值得注意是趙用賢「國家設臺諫以司法紀、任糾繩，乃今嘵嘵為輔臣請留，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創異論」。經過打擊余懋學、傅應禎等一連串事件，張居正已徹底控制明朝的臺諫系統，部份御史、給事中甚至「自廢武功」以迎合張居正，謀求一己之利益。

馮時可《王鍚爵行狀》：

是歲，江陵父死，謀奪情視事。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劾之。先生 (指王鍚爵) 憂禍叵測，約秩宗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先生徑造喪次切責之，江陵不知所對，泣且拜曰：「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第有自剄而已。」竟入不顧。卒取中旨，廷笞此兩人。

這段文字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它反映張居正為人唯我獨尊，自我中心。數十人到張居正府第求解釋，張居正竟拒而不見，目空一切。到王鍚爵質問他，從張居正的話看來，彷彿「奪情」不是他本人意願，乃神宗的主意。把責任推卸給他人，自己則裝作一臉無辜，非常卑鄙。

第二，它揭示張居正的虛偽。這邊廂哭哭啼啼說自己不想「奪情」，那邊廂就對吳中行、趙用賢施以惡毒的廷杖 (＜艾穆列傳＞：「中行、用賢杖六十，穆、思孝皆八十加梏拲，置之詔獄」)，心狠手辣而不真誠。

群情洶湧，適逢天降異象，神宗卒之運用其權力，強硬把反對張居正「奪情」的聲音壓下。

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亙天。人情洶洶，指目居正，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群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

當時君臣之間互相尊重、信賴，慈聖皇太后李氏是一個關鍵。

於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司喪。禮部主事曹誥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政，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帝許之。及帝舉大婚禮，居正吉服從事......時帝顧居正益重，常賜居正札，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

帝初即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有力，小扞格，即以聞慈聖。慈聖訓帝嚴，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

與其說是尊重、信賴，不如說是忌憚，不敢造次。隨著年齡漸長，神宗對張居正必有怨言。

給事中、御史心裡有氣，現在連翰林學士都不滿其所為，張居正都算眾叛親離了。

及帝舉大婚禮，居正吉服從事。給事中李淶言其非禮，居正怒，出為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