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為母守喪，「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他因此避過濮議之爭。
 
終英宗世，召不起。(《宋史．王安石傳》)

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韓維、呂公著在濮議之爭中站到王珪、司馬光一邊，安石與兩人友善，背後涉及對自身家世背景、未來前途的考慮。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宋史．王安石傳》)

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原來王安石祖籍江西，是南方人 (所謂「楚士」)。當時朝廷大臣多來自北方，安石在北人群體中寂寂無名，遂透過結交北人的名門望族，藉韓維、呂公著取得朝中大臣對他的認同。

韓維不久引介王安石給神宗認識。

神宗在藩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維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宋史．王安石傳》)

神宗在潁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安石先知江寧府，再獲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宋史．王安石傳》)

神宗即位，除知江寧府。召為翰林學士。(《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

對於神宗重用王安石，朝中大臣反應不一。有贊成者，如曾公亮。

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有反對者，如吳奎。

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曾公亮，泉州晉江縣 (今福建晉江市) 人。吳奎，濰州北海 (今山東濰坊) 人。兩人對王安石受重視反應迥異，有南北地域的因素在起作用。錢穆指出：「而南方人在當時，顯然是站在開新風氣之最前線......而在北人眼中，則南人在政治上勢力日擴，似乎大非國家前途之福。」(《國史大綱》下冊)

神宗力排眾議，堅決召用王安石，單憑此點至誠的信心，安石已無拒絕之理。熙寧元年 (1068 年) 四月，王安石進京。

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宋史．王安石傳》)

帝不聽，乃有江寧之命。眾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九月，以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神宗熙寧元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神宗召安石入宮，問：治理國家當以何事為先？王安石回答：實行堯舜之道。

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躋此道。」(《宋史．王安石傳》)

詔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躋此道。」(《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神宗畢竟是個普通帝王，他只希望效法唐太宗的管治術。王安石則飽讀儒書，篤信最理想的政治狀態並非漢、唐，而是堯、舜之世。神宗聽罷，不但未有以安石之言為荒誕迂腐，而且力邀安石「同躋此道」，這種態度，是成為儒家「聖王」的一種潛質。

神宗需要王安石作為改革的左右手，他因此援引漢唐故事，暗示安石有魏徵、諸葛亮之才。

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宋史．王安石傳》)

安石未有洋洋得意 (「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可見安石看不起魏徵、諸葛亮)，反而把焦點拉返皇帝身上。「以天下之大，人民之眾，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能否獲得賢臣協助治理天下，繫乎君主之耳聰目明、果敢決斷、待人以誠 (「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禹；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王安石實際是跟神宗講條件：神宗必須先立志為一「聖王」。

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禹；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眾，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禹、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宋史．王安石傳》)

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眾，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由登州婦人殺夫案神宗的反應。

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斮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為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為令。(《宋史．王安石傳》)

以及唐介 (江陵人。仁宗時，曾與包拯、吳奎等諫止外戚張堯佐濫權，屬中間派)、孫固 (河南人，受韓琦器重) 的意見不被接納。

初，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邪耶？」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神宗似決意做王安石心目中的「聖王」，對王安石給予萬二分的信任。

可是，王安石始終太理想主義，以為「經術正所以經世務」，汲汲於「變風俗，立法度」，完全忽略了世務中存有許多積重難返的不光明成份、既得利益者對固有狀態的死命維護。

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為然。(《宋史．王安石傳》)

(神宗) 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對曰：「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變法後來引致反對聲音此起彼落，這裡已見端倪。

值得注意是韓琦的態度，他不太認同神宗以王安石為相：

以王安石為翰林學士，時，宰相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從之，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韓琦是「慶曆新政」的骨幹成員，尚且如此講，安石能否完全取得支持「慶曆新政」的大臣們的信任，頗成疑問。

熙寧二年 (1069 年) 二月，王安石官拜參知政事 (即副宰相，正宰相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宋史．王安石傳》)

二年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未幾，參知政事。(《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