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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3/04 02:43:41瀏覽868｜回應0｜推薦1 | |
 創辦了中國第一份《氣功》雜誌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零年共出版六期 由 於我在研究室時間多，掌握了大量古代資料、各地練功老先生的資料和各地貢獻的秘傳功法以及一些氣功養生稿件，使我萌發了創辦中國第一份《氣功》雜誌的大膽 想法。把我的設想與同仁商量後，他們很支持辦《氣功》雜誌。但是人手少，又沒有行家參與，從選稿、審閱稿件、打字、印刷、裝訂、發投、通聯等等，這些工作 除打字外大部分都由我占業餘時間去做。恰好這時候的書記是中共秦皇島市委派來的，剛從部隊轉業的幹部董連壽同志。他喜歡文學與詩歌，文化素質較高一些，並 常常同我侃蘇聯文學問題。他當時非常支援我的工作，特別是辦雜誌（老同事告訴我：董連壽同志因為一些問題沒有處理好被調入秦皇島市北戴河區人民醫院任副書 記，在文化大革命中河北省氣功療養院造反派通知他到原單位接受批判，他就吃了一瓶安眠藥自殺了）。劉貴珍院長也支持辦雜誌，但他常外出，就把辦雜誌之事交 我兼管。 那個時候是書記掛帥，董連壽書記要我任主編，胡志副院長也非常支持並參與審稿和負責後勤紙張、油墨、蠟紙等供應。因此，在一九五 九年的上半年《氣功》雜誌就出刊了。第一期印二百冊（因為當時的印表機只能印刷170—200份），發送全國各開展氣功醫療的單位和有關領導機關以及各作 者。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這本內部雜誌特別受到讀者、各醫療單位、有關領導人熱烈歡迎，紛紛來信要求增加雜誌份數。有的還寄往蘇聯、日本等 國家（經過領導批准無政治內容、無泄秘的）因為內容豐富、多彩、有各派功法、功理，還有現代理論探討，原全國人大代表佛教協會副會長巨贊法師的文章《禪修 的心理生理變化觀察》就是發表在《氣功》第一期上。所以我們不得不重印了三次八百多份發送全國各地。因為是內部刊物，除作者外對社會不能出售。通過這本雜 志溝通了全國各地開展氣功的情況，建立了以北戴河為中心的氣功網路。 在第二期《氣功》雜誌中，我寫了一篇題目為《氣功療法在飛速發展中》 的報導，透露了在一九五九年將召開《全國氣功工作經驗交流會》的消息，引起全國各地開展氣功醫療單位和氣功愛好者的響應，紛紛來信詢問開會時間並要求參加 大會。這個消息只是院方的計畫並未向省衛生廳、中央衛生部報告。當時一些領導人對開氣功會議吃不准，但是《氣功》雜誌已把消息發佈出去了，一些省衛生行政 領導也支持召開這個會，想聽聽中央對氣功療法的評價和以後工作指示。經過請示衛生部領導，一位部長說了一句話：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開就開吧，委託河北省 衛生廳和中共秦皇島市委主持這個會議，一定要開好，讓代表滿意，部裏給三千元會議經費，由你們支配。大會的時間就定在暑期過後的十月召開。籌辦單位由河北 省北戴河氣功療養院承擔。 在工作上我第一次受到批評，就是因為我寫了這篇短文在《氣功》雜誌上發表，批評我的膽子太大了，沒有組織觀念， 事先沒有請示。辛虧大會成功了，否則我會受到處分的。其實每一篇文章院長、書記們都過目了，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他們就害怕了，不是去解釋、解決、承擔責任， 而首先想到的是先找一個承擔責任的或替罪羔羊而保自己的烏紗帽。 大會如期召開了。主持大會的是中共秦皇島市委文教部部長王芳同志，幕後坐 陣指揮的是中共北戴河區委書記李越之同志（中央管理八級幹部，當時市委書記是十四級幹部，所以要請李越之同志坐陣幕後指揮）。我是大會的秘書，重點負責安 排大會交流文章的發言、表演的安排、資料搜集、古籍資料翻印、每天聽各組彙報情況、建立全國氣功網名冊等等。來自全國各地醫療單位、醫學院校、北京中醫學 院、解放軍、療養院、中國中醫研究院、中醫雜誌以及健康報、秦皇島報、省衛生廳、地、市衛生局等代表一百多位參加了大會。 衛生部派中國中 醫研究院《中醫雜誌》編審主任胡純之同志、北京中醫學院馬副院長等三人，代表衛生部參加大會。請來了幾位當代著名的中醫氣功師、醫師、道家代表、佛家代 表、內家拳代表如：劉渡舟、劉貴珍、胡耀貞、秦重三、王有維、趙光、李經梧，以及當時正在休病假，跟隨胡耀貞學氣功的中國中醫研究院針灸研究所的焦國瑞大 夫等等。 會議開的很好，很成功。而且會期很長，整整開了十五天，這是一次極不尋常的會議，各位代表滿意而歸。因此，受到中央衛生部、省衛 生廳、唐山地區衛生局、中共秦皇島市委的肯定與獎勵。特別是新聞單位的報導，不僅引起國內各界的重視，而且也引起世界許多國家的重視與興趣。秦皇島報從大 會開幕那天起，大量篇幅連續報導大會情況至到大會結束，包括領導人的開幕講話、閉幕講話，全文進行了報導（記得秦皇島市衛生局左繼澤科長是住會記者，他給 健康報、唐山地區日報、秦皇島報、健康報發了很多大會消息）。 在這次大會召開前後，發生了三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真乃天有不測風雲。 第 一件事是：在大會進行中，健康報在報頭右上角（文革時刊登毛主席語錄的地方）報導了中國氣功療法工作經驗座談會，在河北省北戴河氣功療養院召開的消息。結 果，在世界上，有十個國家在頭版報導了這次會議的召開，因此也引起個別領導的警惕，按照毛澤東思想分析方法認為：敵人反對的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敵人擁護的 是壞事而不是……。 第二件事是：我被中國中醫研究院來大會選拔人才的領導選中，將要調入北京中國中醫研究院，計畫成立氣功研究所並創辦《氣功》雜誌公開出版。 由 於我在大會期間的表現，不僅院方非常滿意，而且被中國中醫研究院物色人才的胡純之主任選中，他對我的工作表現、組織能力、業務水平、對全國氣功醫療工作開 展狀態的瞭解、辦雜誌的能量、膽量以及有點超前的意識，特別是年輕又沒有結婚，家又在北京，調動到北京戶口、住房都好解決。 他到這裏開會有兩個任務：1，生部觀察這個會議狀況；2，密選拔人才，在中國針灸研究所成立之後，再成立一個中國氣功研究所。 會 議進行中，胡純之主任單獨找我談了一次話，大概意思是已選中四名人員，有劉貴珍、趙光、李經梧和我。他們分別與每個人都談了話，他們也分析認為，一次從北 戴河調走四個人會有困難，待回到北京請衛生部下調令。胡主任認為我去中醫研究院最有希望，去搞氣功雜誌，又是獨身青年好安排，對北戴河影響不大，這件事由 他們與省廳、書記、院長們研究決定。後來知道只有董書記一人不同意放我走，劉貴珍、李經梧是省衛生廳不同意調走，只有趙光調回北京，被分配在中國中醫研究 院西苑醫院氣功科工作。 後來中醫研究院，以《中醫雜誌》名義與院方簽署一個合作辦雜誌的合同，每期由我組搞、編輯、審閱、校對一萬字的稿 件，直接發給印刷廠。在《中醫雜誌》設立氣功醫療、養生、健身專欄，目的是通過這種辦法形成事實，院方不得不放我，不可能因為我這個不知名的青年得罪中醫 研究院。但是，這件事出人意外的，董連壽書記單方撕毀合同，並且向衛生部、衛生廳告禦狀說：中醫研究院挖北戴河牆角，張天戈是我們培養的骨幹，不能調走！ 云云。為了不讓中醫研究院找到我，董連壽以執行國家主席劉少奇同志“關於國家幹部每年必須下鄉勞動鍛煉一個月”的指示，我第一批（四個人我任組長）被下放 到北戴河車站附近的太平莊大隊，勞動鍛煉一個月。這樣可以依張天戈不在院而不能按合同所定時間付稿，雜誌又不能出現一萬字的空白頁，合同自然單方撕毀。 第三件事是：1959年，《列寧主義萬歲！》在人民日報發表，中蘇兩國關係公開破裂。 我是學俄文的，又與蘇聯幾個訪問團接觸過，與蘇聯等國家多次通信（經過上級特別准許，由我負責與幾個國家進行通信交流，處理各國人民來信來訪，此權於一九六零年收回）所有國際信件均由我起草，再由衛生部對外聯絡室重新列印之後再寄出。 院 裏的國際信件都是由我處理，發國際信有規定不能隨便發。當然蘇聯信最多，按規定答復的國際信件必須用漢語。我們與蘇聯黑海南岸克裏木自然療養院、日光療養 院、肺結核療養院等，建立了書信交流。其中有幾個專家用中國氣功療法治好了許多病人，如神經衰弱、肺結核、肝炎等，他們還寄來練功的照片等資料，要求我們 去蘇聯進行學術交流。我又到衛生部對外聯絡室請示，他們答復只兩句話，供內部參考：國務院周恩來總理指示，對今後國際關係問題將有新的變化；對蘇聯來訪信 件，民間的可以回復，機關、單位、團體非民間的一律不予回復，也不讓我們去蘇聯克裏木交流（原計劃劉貴珍院長帶我去蘇聯訪問）。結果克裏木索赤的專家又來 信說明，他們要來訪北戴河氣功療養院。我又去衛生部請示，他們指示：要不傷害對方，婉言謝絕，你自己措辭回復，最好列印留底。當時的副院長胡志同志也學過 俄文，他主動參與起草檔並提出關鍵的措辭，他是院長，我就發出了。由於兩國文化背景和思維方式的不同，我們惹了大禍。 這位專家給國務院和 毛澤東主席去信了，要求到北戴河氣功療養院訪問交流。後來聽到周恩來總理曾在一次有關外交會議上說：……北戴河一個小小的療養院，就可以邀請外國專家來中 國交流……。當時的一句錯誤的措辭是：“我們同意您們來北戴河進行氣功學術交流，但是，您要與我國政府外交部聯繫才可以來北戴河……”結果惹了大麻煩，這 個專家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信……。可能是因為中蘇兩國關係緊張，專家學者沒有來，卻派來一個部長級代表團來北戴河考察、交流。不久，當時的衛生部副部長錢信 中同志到蘇聯訪問，專題介紹了中國氣功療法，蘇聯、中國的一些報紙，都作了報導。 我的一點點才華剛剛顯露出來，立刻就預示著暴風驟雨即將來臨。原來我是那麼樣的天真與幼稚，資歷淺薄，就是一句外交辭令都不會應用。 在 這幾年裏，河北省北戴河氣功療養院是最為紅火熱鬧的時期，來療養人的全部是國家幹部，而且是高級幹部或社會知名人士。也有印度、日本、越南等留學生住院治 療。中國老大哥蘇聯的針灸考察團、醫學考察團、氣功考察團每年都有訪問團，交流氣功療法問題。如莫斯科醫院、列寧山醫院等，在一九五七和一九五九年都來北 戴河考察、交流。特別是一九五九年十月，接待前蘇聯國家衛生部副部長和體育部副部長高級代表團，來北戴河考察中國氣功療法，這就是前邊提到的那個蘇聯部長 考察團。在交流大會開完之後，我們按著上級指示和內部情況通報，積極準備接待工作，我和田宏計、李春才等組織稿件。書記院長（當時有衛生廳、地區衛生局、 市委、市衛生局領導同志）審查稿件之後，再按新的指示重新組稿。後來，又根據中央衛生部指示和上海傳過來的內部通報，我們又重新組織刪改稿件。交流的資料 由幾十頁縮減到二十幾頁，最後只剩十來頁，我們連夜幾天的辛苦工作白廢了。國際上的學術鬥爭與政治鬥爭同樣是激烈的，而且是幕前、幕後、上上下下相關聯 的。 在與蘇聯兩位部長級專家交流中，我第一次體會到蘇聯並不像五十年代兩國友好的歌辭中唱的那樣：“蘇聯是老大哥，我們是小弟弟，要想革 命成功就得像他學習…，”在接待的工作中，我感覺到他們倒像是老子對兒子的架式，一直在教育甚至訓斥我們。本來我是學俄語的，又讀了許多俄羅斯小說，為了 學習俄語和進一步瞭解蘇聯，我還訂了俄文版的《少先真理報》、《鱷魚》諷刺畫報和《俄語》學習雜誌等，對蘇聯已有些好感。在這次與蘇聯部長們的座談交流 中，我們體會到蘇聯對我們並不友好，有的地方表現出非常不友好。他們也看不起中國人，對我們實驗成功的病歷，他們也懷疑甚至持否定態度。 如：在交流《氣功治療風濕性心臟病10例報告》時，兩位蘇聯專家就極力否定，認為氣功療法治療風濕性心臟病是不可能的。經過介紹病情，又拿出病歷和治療前後拍的心臟X光片子，蘇聯專家又說：氣功對心臟病無效，如果有效也是誤診。 衛 生部派來的翻譯是一位戴眼鏡的女同志，她很有經驗，讓我們拿出診斷書給他們看，其實，這些病人都是北京介紹來的，第一批是北京協和醫院介紹來的，第二批是 北京的中蘇聯友好醫院介紹來的，他們看了他們蘇聯派到中國的高級專家開的診斷書，不再否定了，啞口無言了。最後，他們要了幾張氣功治療風濕性心臟病前後對 比的X光片複製件（由我與照相館合作放大X光照片10張）和交流資料，他們還拍了一些小電影資料（可能是早期的錄影機）帶走了。 他們還到 了北京、上海等地參觀訪問。總算送走老大哥，但是，曹萬珍同志因在交流中發言有頂撞老大哥的地方，上級指示：對其進行嚴厲批評、教育，以後不得再與外賓接 觸，停止醫生處方權六個月。那時我們就知道：外事無小事，事事要請示的紀律。後來，醫生們都不願意接待外賓，減少不必要的麻煩與風險。 按 說：最初我們也不相信其功能治療‘風心病’，這是器質性病變了，心臟瓣膜壞了，練氣功怎麼能修復？擴大的的心臟如何恢復到正常大小？當時療養院不敢接收這 樣病人，但是，他們在協和醫院、中蘇友好醫院都無法治癒，兩個最高級醫院的專家特意介紹來北戴河用氣功實驗治療，還說治不好也沒有責任（這些病人都有心 衰），如果治好了是個新的路子……云云。 其實，後來由於這些病人知道自己的病情，用氣功療法治療也許有效，所以他們聽從醫護人員 指導，練功認真，幾個月後他們有了精神、有了力氣，可以自己散步，聽診心臟瓣膜雜音明顯減弱，放射科拍片，擴大的心臟明顯縮小，醫護人員都感到驚奇。這是 氣功療法治療‘四大疾病’後的又一個病種，所以拿出來給‘老大哥’看。 當時的‘老大哥’說得也有理論根據，認為‘風心病’絕不可能有效果，而擴大的心臟絕對不可能恢復，如果恢復了就是診斷錯誤。如果練氣功把擴大的心臟恢復到正常，他們認為是重型感冒引起的，這是那位蘇聯衛生部副部長說的（這裏不討論疾病）。 曹 萬珍大夫除患有槍傷後腦損傷引起的癲癇病外，還患有‘風心病’，他就是用氣功治癒了潰瘍病，風心病基本痊癒，外傷性癲癇由每天數次發作減少到一年發作一兩 次，而且很少抽搐，發作時間很短。所以他在與專家交流中發了脾氣，說了過頭話，在外交場合這是不允許的、不禮貌的。我又扯遠了，打住。 1984年，我創辦《北戴河氣功》雜誌，後來與張震寰將軍等合作改名《中國氣功》公開出版經過；退休後創辦《替代醫學》資料雜誌經過等，可見另一篇“我喜歡辦雜誌的故事”。 “三進山城”和創辦《北戴河氣功》雜誌 作者：張天戈 2006-6-3 11:50:47 “三進山城”是我和同事們、老朋友們的戲言。我在第三次又被借調到河北省北戴河養院是在1980年的9月，屬於借調工作。因為我不想再回北戴河從事氣功醫療工作，完成寫作任務後仍回到山海關人民醫院工作，並計畫調回北京。河北省北戴河療養院負責人多次與山海關區政府、區委、人民醫院協商借調我幾個月到北戴河療養院協助劉貴珍同志寫書稿（協助寫書稿的還有原省療養院的田宏計、趙寶峰二位醫師）。當然，也許省療養院真的需要我回來工作，他們又積極到河北省衛生廳辦理調動，結果在12月份，河北省衛生廳就下來正式調令，我的一切人事關係又回到了北戴河。但是，事前我一無所知。回山海關工作的計畫和回北京的計畫都被打亂了。 1980年11月上旬“河北省北戴河氣功療養院”的牌子又掛起來了，與“河北省北戴河療養院”並列左右門口兩則，並開始接待病人。《新觀察》等雜誌、報紙作了氣功療養院開始接待病人的報導（為了回避11月7日前蘇聯的這個紀念日，特意在11月8日掛牌、發消息）。 書稿完成後，為了“重整氣功河山”，院方要我再次組建氣功研究室，這是一項艱難的工作。十年文革運動，氣功又是重災區，十多年的政治運動造成人事變化很大，矛盾重重；所有氣功資料、圖書、病歷等，除留極少部分作為批判之用外，全部焚毀了。 我在當時表示：組建氣功研究室有困難，劉貴珍院長和于仲文書記也知道困難程度之大，最後他們決定由劉貴珍兼任研究室主任，我任研究室副主任，由此，我可以有些工作上的方便。 在1980年12月，河北省北戴河氣功療養院的氣功研究室正式成立了，但招聘人才又成了難題…… （見另一章節《參考消息》上發招聘氣功醫療臨床、氣功科研人才） 我落實政策之後，組建了氣功研究室，開始收集氣功資料，到處買古今氣功、養生、體育健身、武術健身等圖書資料。在院內粘貼搜集氣功療法資料告示：歡迎大家把文革散亂丟失的氣功資料送回來，確實也有一點作用，收回了幾本氣功書籍，但是，大部分珍貴資料已經無法找回來了。 此時，我又想起再辦一個氣功雜誌的念頭：如果我把這些有用的氣功資料、病歷、病例報導、科研文章、理論研究、綜合治療等放在雜誌裏，即便再有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這些資料也是燒不盡的，總會有些留下來給後人知道氣功療法不是壞東西，對人類健康、養生事業是大有好處的珍貴東西。因此，我又萌發了再辦一個氣功雜誌的決心。 時過境遷，劉貴珍院長在當時不同意我去辦氣功雜誌，而要我把氣功研究室擴大，並恢復全國醫療氣功學習班，過幾年後再辦氣功雜誌，他也怕我分神太多……。各地醫療衛生單位也要求辦醫學氣功學習班；各地許多病人要求來院治療，也是形勢所迫。到了1984年，全國醫療氣功學習班已經恢復兩期（1982年第一期成功）。我工作之餘，悄悄準備的氣功雜誌稿件已經積累一些，如果辦雙月刊也夠兩年用了。1984年劉貴珍病重轉北京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住院治療，正巧，河北省療養院院長、書記們這年換屆。新院長周穩同志和新班子上任了，他們都很支持再辦雜誌，我非常高興。很快，1984年《北戴河氣功》雜誌就這樣問世了。 又是天緣巧合，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賀敬之同志住院療養，請他為雜誌題寫刊名，這就是《北戴河氣功》刊名的來歷。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年代，各種事物在不斷地、出人意料的變化著，國內氣功雜誌已經出刊好幾種了，我們還是河北省出版局批的內刊號，要試刊一年後才可以給對外刊號。故此，在辦理公開出版的時候，我們的氣功雜誌社、氣功編輯部已經組建完成，編制在氣功研究室內。大家熱烈討論認為，既然公開出版了，我們氣功療養院是全國第一個搞氣功醫療的單位，有資歷、有條件、有人才，可以用《中國氣功》這個名稱。但是，在辦理刊號的時候又出現新問題，新的規定，必須有中央級別的單位合作才能批准用“中國”字樣，我們又找北京當時的出版署，由於全國是第一家開始搞氣功療法的單位，勉強批准了對外刊號，1986年《中國氣功》公開出版了。 但是好景不長，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成立了，我們必須與該協會合作，否則我們必須更改刊名。因此，我們與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張震寰理事長、肖松、左林、李之楠等多次談判，最後，互相理解各自的難處，他們派了左林擔任《中國氣功》雜誌主編，派兩名兼職編輯，1987年與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正式合辦《中國氣功》。但是，刊名必須由研究會提供。故此，當時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沖同志為《中國氣功》雜誌題寫了刊名。我們請賀敬之同志題寫的刊名拿下了。 重 要 啟 示(歷史文件) 經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與河北省北戴河氣功療養院協商決定，從一九八七年一月起雙方合辦《中國氣功》雜誌。中國氣功雜誌社仍設在北戴河氣功療養院內。 《中國氣功》雜誌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氣功史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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