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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6/22 14:24:51瀏覽207｜回應0｜推薦0 | |
| 扯淡扯出来的西方文明 古罗马人和今天的欧美人根本不是一个人种，语言也不一样。这倒是真的。 =================================================== 序言 在开始正文之前，先提供一个小故事，供大家一乐。 一天，，某精英上街闲逛，与一个小流氓擦肩而过。 小流氓一眼看中了精英身上的那件法国产的西装，顺手抓住精英：“把你的西装脱下来给老子。” 精英刚想说不，，小流氓的拳脚就上来了，精英眼冒金星，头上起了个大包。 精英也想动手还击，昏花的眼睛告诉他：小流氓全身的肌肉很结实，，， 精英连忙脱下西装。 “身上有多少钱?掏出来给老子看看。” 小流氓很仁义，给精英留下了20元的的士费，以便他能够回得了家。 精英一进家门，就冲着给他开门的老爸大吼：“都怪你身体不好，害得我今天上街被人欺负了”。 接着，精英将家里的老照片----祖父曾祖父祖母曾祖母的照片，一股脑地翻出来，一把火烧光：“都怪你们身体不好，，，，都怪你们身体不壮，，，都怪你们武功不好，，，都怪你们留下的家庭文化不好。” 看着儿子如此生气，做老子很心疼，仔细询问过程。 精英的心静下来了，充满幸福滴回忆道：“那不是小流氓，那是强者，，，他家文化真好，所以他是强者，，，他真讲人道主义，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还送钱我打的回家，，我要到他家去学习，，无论如何，，我要要送我的儿子到他家留学。。。” 故事继续中，正在进行时。。。。 这则小故事，名曰“当代精英”。 当今国人的许多“思想”“观念”“知识”，正是通过这些“当代精英”创新之后再传播而得到的。 1、谎言 近些年来，由于一些“历史学家”、“文化学者”等专家的偏执与偏心，国内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某些中国学者撰写的欧洲史，比欧美学者编写的要光鲜照人，中国专家的评价，比欧美学者的高出N倍。 古罗马，在欧洲专家笔下，美好的东西自然不会遗漏,而屠杀、战乱、夺权、饥荒、无视科学、经济文化落后等等，也无一漏网;到了我们的专家手中，罗马只有法律、强大、艺术，锦上添花尚嫌不足，似乎如果没有从天而降的祸患，罗马帝国不知会创造出怎样一个伟大的未来。甚至，专家们一再不无遗憾地感叹：丝绸之路没能直接连通“伟大的”罗马，因而使中国与“民主科学”失之交臂。 中世纪是欧洲人正宗后裔公认的“黑暗时期”。贵族多是文盲武夫，百姓多为无人身权利的农奴。整个欧洲杀伐不断，关卡林立，动辄饥荒，城乡贫困，臭气熏天，瘟疫蔓延，道路坎坷，商旅不行。这些事实，在欧美专家的著作中，俯拾皆是，而国内竟有专家一再声称：中世纪的欧洲，也比中国“科学”。 某些专家对于发现新大陆、“蓝色文明”津津乐道，至于为什么是西班牙、葡萄牙首先走向大海，始终一声不吭;为何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西班牙便一蹶不振，“专家们”也是一言不发。有专家说，英国因为战胜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一跃成为海洋大国;为了自圆其说，不惜隐瞒英国战前无海军、战后长期无人关心海军建设的事实。 如此等等，在西方是历史常识的东西，成为了有些专家坚决不谈的“禁区”。 这些禁区，是专家们自己设置的，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问题和其它敏感原因。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大造“西方自古就比中国强”的舆论，将国人“闭关锁国”在谎言中。 为了这个目的，尽管西方学者认定17世纪以前世界的大多数发明由中国创造，但是他们要么不承认“四大发明”，要么说这是“技术”而不是“科学”，至于欧洲为何有科学而无技术，他们是不屑于回答的;他们声称张衡的地动仪不存在，不惜将唐宋元明商人的商船改挂它国国旗，恨不得注销大批旅居海外的古代中国商人的中国国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他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谎言“体系”： 欧洲是海洋文明(即所谓蓝色文明)，中国的大陆文明(即所谓黄色文明); 欧洲是科技文明，中国是“经验”文明，换个说法，便是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欧洲才是充满科学的地方; 欧洲是城市和商业文明，自古重视商业;中国是农耕文明，自古重农抑商; 欧洲自古重视民主开放，有民主开放基因;中国自古专制封闭，只有专制保守文化。 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会变成真话。当谎言从一个个专家嘴中，一遍又一遍地说出来，似乎就变成真理了。 我不是学者，只是针对某些专家“著作”中的一些疑问，在西方人的一些著作中，找到了反面答案，证明这些专家正在精心地散布谎言。 我不排外，而且对闭关锁国深恶痛绝。西方的崛起，源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并非西方独立的思维成果，而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发酵的产物。我国汉唐的至强至盛，宋朝的富庶繁荣，无不是以博大的胸襟吸纳外来文明的结果。因此，即便再次成就汉唐盛世，我们仍要有汉唐气概，自觉吸纳世界上一切有益的东西。 学习，是当学生，而不是当奴才做小妾。不管学习世界任何先进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好好传承汉唐的阳刚之气，挺直腰板、不卑不亢地学习，绝不能跪着、奴颜婢膝地模仿。 自轻自贱、猥琐下流心态的人，即便泡在学习的酒缸里一百年，也是不能成长为大写的人的;奴性十足、无钙无骨的民族，即便学会了人类全部的科学技术，也是无法逃脱任人宰割命运的。 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排斥西方文化，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 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另一种闭关锁国行为。而且，这样一种闭关锁国，危害性更大。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人类的教养员。在这些教师、教养员的培育下，全民将失去自我，失去自信，失去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精神，彻底成为他人精神上的奴隶，最终导致全民族不战而亡。 2、臆想症 近些年来，一些专家学者们不断发表奇文怪论，不妨随手罗列几条： 一说：中华文明来源于古埃及，或者古巴比伦，或者古印度;二说：周人(即周朝创立者)甚至商人(即商朝创立者)来自于西亚，也就是如今的伊拉克、伊朗一带，汉字、法律典章等等是他们带来的;三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科技的基因;四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商业的基因;…… 这些 高论，没有一条是当今的专家学者创造发明的，他们至多是拾洋人牙慧而已，甚至是从五四时期作品中淘来的。 国人有一个传统，一旦有所成就，便认为“光宗耀祖”了，又是修祖坟，又是建祠堂。 在中国，无论谁当上了皇帝，首先想到的，是将自己的祖宗搬出来，追封五代八代的祖先为皇帝，不管他们是聋子还是哑巴。唐朝皇帝本来家世显赫，为了证明自己生来该做皇帝，硬是请出“同姓”的太上老君李耳认作祖宗。 天下人性是相通的，人一阔脸就变，欧洲人也不例外。在17、18世纪，欧洲人仍把中国当天堂一样供着，大有全盘“中”化的势头，莱布尼茨这样的大科学家，还提出要以汉语为世界语。到19世纪上半叶，在完成对中国、日本的征服后，欧洲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霸主。欧洲人发达后，很为自己祖宗在世界历史上隐姓埋名不爽，于是，想方设法为自己的祖宗增光添彩。 兹从由欧美学者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中随意挑出几例： 一说：印刷术是德国人发明的。法国学者安田朴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说：“在我离开之前，有人送给我一本40页的小册子，即古登堡博物馆馆长阿洛伊斯·鲁佩尔教授向观众推出的《世界印刷术博物馆和国际古登堡学会的形成与发展》一文。由于我抱有从中发现展览向我掩饰的内容之希望，所以绝不会放弃机会拜读全文：‘......在这里，1400年前，作为当地贵族世家的后代，印刷术的伟大发明家诞生了……美因茨是印刷术的故乡。’” 印刷术诞生于中国，是世人皆知的常识。这种闹剧让同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也看不过去。于是，安田朴先生将印刷术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传入欧洲都作了详细描述，并且证明古登堡不过是西欧较早从东欧学到印刷术的人罢了。 二说：阿拉伯数字是古希腊人发明的。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教授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说：“ 印度的算术是惊人的，因为有证据说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就采用了一种数码。而我们今天的数码就是由那种数码脱胎而来的。”尽管“在拉丁语中最早使用这个新数字体系的例子，似乎是976年间在西班牙写成的一部手稿”，但是，“印度的数字也许是先由希腊人发明，然后传入印度，再以早期的形式传给阿拉伯人，他们又修改为所谓古巴尔(Ghubar)字体，与我们现今所用的字体更为相近”。 至于古希腊人发明后是如何将这发明好的“数码”是空运、还是飞鸽传书送到遥远的印度，而希腊本土和各“希腊化”王国没有使用，这些问题自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上的印度人是没有资格发明阿拉伯数字的。 三说：古罗马帝国衰落和西欧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是东方文化惹的祸。古罗马帝国为什么衰落?丹皮尔教授分析道：“希腊化时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文学、哲学和科学方面的扩展和创造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冲动消耗殆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表现了东方对西方的反动的阶段。……希腊化的希腊时期在罗马内战中结束了，罗马帝国所建立的文化虽然属于希腊----罗马性质，终究也无力长期排斥亚洲的影响。甚至在比较早的时期，即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之后不久，东方的思想就已经开始传布。”丹皮尔教授认为，“东方的思想”无非是巫术、祭仪宗教之类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使得西欧人失去了创造冲动。 有趣的是，丹皮尔教授也承认：“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这些东西是否属于“东方的思想”?丹皮尔教授没有解释。既然亚历山大之后几百年是“希腊化”时代，那么，东方文化又如何“影响”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怎么会如此弱不禁风，“影响”一下便从欧洲销声匿迹?丹皮尔教授同样没有解释。 四说：阿拉伯人的辉煌，全靠沾古希腊的光。正当西欧人“创造冲动消耗殆尽”、经历千年黑暗的时候，生活在“巫术”、“祭仪宗教”大地上的阿拉伯人正在如火如荼地创造着辉煌的科技、教育、文化成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丹皮尔教授说：“波斯与阿拉伯学派的学说原来都是以希腊古籍的译本为依据，”“阿拉伯人和处在阿拉伯人势力下的民族的任务，与中世纪后期欧洲学术复兴时代一样，第一是要发现隐藏起来且被忘记的希腊知识宝藏;第二要把他们所发现的宝藏融合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文化里面，最后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贡献。”“到了9世纪时，阿拉伯的医学学校因为研究盖仑著作的译本而得到进步……” 不知道丹皮尔教授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联想到：阿拉伯帝国正是建立在原“希腊化” 国家的地盘上，这里的“东方文化”，能让欧洲人“创造冲动消耗殆尽”，对阿拉伯人难道就没有坏影响? 五说：黑死病是从中国传入的。美国著名教授詹姆斯·W·汤普逊撰写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说：“1333年，……第二年……在中国的赤镇，水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场瘟疫，使500万人死亡，数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这种瘟疫沿着商路从中国传入西方。……传染病菌有可能在包装丝绸的包捆中被从东方带到西方。……这场灾祸在蒙古帝国中也非常严重。” 中国历史记载不同于西方。自公元前841年起，每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1333年，是元顺帝即位的那一年。根据1290年、1393年(明初)政府组织的两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分别为58834711人、60545812人，那么，1333年全国人口应在6000万人左右。汤普逊之所谓 “500万人死亡”，也就是说，这灾祸造成了元帝国人口的1/12死亡。如此恐怖的灾祸，在《元史》中竟然不见记载。相反，1333、1334年，看起来基本上属于国泰民安的两年，一度中止的全国性科举考试恢复并正常进行，多次小的水灾旱灾之类，政府组织救济后即恢复正常。 不知这位教授自称的“精确的材料”从何而来。由欧美专家编写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之中，也没有找到有关这场重大灾祸的一文半字，倒是有关这几年发生的其它事情说了不少。也许汤普逊教授也发现了自己“精确的材料”不太靠谱，首先“必须承认，(欧洲)14世纪的天气条件是不利的”，接着承认当时的欧洲人还是比较无知、比较不讲卫生的，所以后面又承认“黑死病还有一个前兆，这就是在黑死病之前蔓延整个西欧的鼠疫，从远古以来，老鼠就是瘟疫的前兆。” 在某些欧美人的眼中，四大文明古国对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不仅无贡献可言，反而祸害连连，值得一提的仅仅是“古”一点而已。人类历史上所有可圈可点的东西，都是欧洲人创造的;欧洲人的一切不幸，都是别人惹的祸。对于这样的一种心态，同样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有一个评价：“对于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亚洲诸民族远远地不及他们自己先进发达，这是为了归化他们或奴役他们的最好理由。” 因为种种难以启齿的原因，洋人适当地贬低一下别人的文化，再适当美化一下自家的历史，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不必过于较真。但是，作为中国的学者，明知对方在说假话，还要拿着鸡毛当令箭，以此作为进一步丑化中国历史文化的武器，那就不好理解了。 3、自卑、自贱与自残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中央帝国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国人的心情很不好，想骂人。清朝政府尽管打不过洋人，但对付国人还是绰绰有余。精英们只好躲到外国骂清政府的娘，宣称要搞反清复明。辛亥革命后，精英们回国了，可以随便骂人了，便从清朝骂起，一代一代往上追着骂。到五四运动前后，一直骂到中华民族的远祖，骂祖宗成了时尚。 古圣先贤成了垃圾，远祖骂完了，一时间没了对手，怎么办?精英们突然调转枪口，与亲生父母为敌，父母和家庭成了最后的“封建”堡垒。五四旗手之一的吴虞，第一个将枪口对准自己的父亲，施以恶口称父亲为“老贼”，施以拳脚对父亲实行武力征服，施以法律在财产上与父母划清界限。在精英们示范下，离家出走一度成为时尚。 在精英们的心目中，中国没搞好，是父母的错、祖宗的错，反正自己是无辜的、伟大的;只要将包括父母在内的“老东西”打扫干净了，中国就现代化了。 数十上百年来，经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们的不懈努力，彻底摧毁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使国人，包括精英们自己，以极端卑微和自贱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将中国几千年历史涂画得一团漆黑无可取之处，对古圣先贤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没有一个好人了;两千年来理解一致的儒家经典，被他们刻意曲解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 了;人类公认的孝慈仁爱等做人基本准则，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至于西方，在他们的笔下，古希腊罗马自不必说，中世纪化作田园牧歌，惨绝人寰的屠杀掠夺新大陆也成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乃至列强侵略中国，包括强卖鸦片，包括火烧圆明园，包括强索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包括掠夺数百万平公里的国土，精英们也忘却了利用自由、民主、科学、博爱等武器做任何评价，只是一个劲地辱骂清廷，整个地“做不了正宗洋人，做个租界公民也好”的心态。 对于这些缺乏起码的是非观念的精英，西方人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道：“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的行为不做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 在某些精英的笔下，中国5000年历史，就是八股文、小脚、辫子、太监、贞节牌坊、姨太太等等，一谈到西方，就是科学民主呢，似乎欧洲人从来就是神不是人。 八股文，仅是科举考试中规定的一种文体，如同当今高考时，规定作文只允许做一定字数的议论文，不许用高等数学解答某些数学题。如果一定要说与当今议论文有什么不同，仅仅是在写作格式上有严格要求，如同律诗讲究音韵，有平仄、对仗等要求，不如现代诗天马行空。八股文写起来是不太容易，而唐朝人写律诗所受限制更多，但没有人敢骂律诗有什么罪过，因为热衷并擅长写诗填词的唐宋士人，始终头脑清醒、思维活跃。 只有脑袋出了问题的人，才坚信八股文限制人的思想，造就了“头脑僵化”。 裹脚，无疑是应当禁止的丑恶的东西，但它源于古人不健康的审美观。倘若将之作为妇女被压迫的证据，则是有失公允的。陈后主之类的男人固然发挥了推波逐浪的作用，然而，如果平心静气地看，这更多地是古代妇女求美的自觉自愿的自残行为，与当今妇女们热衷的“隆胸”、“拉皮”、挂耳环、纹身等毁身以求美行为差不多。当初禁止裹脚时，就曾有不少家长甚至孩子们依然偷偷缠足。 辫子，更没有必要过多的关注。有人喜光头，有人爱平头，有人乐于长发飘飘。放在今天，如果哪个国家派军队强行剪百姓的辫子，这个政府没准会遭到全世界封杀;而将辫子当作保守、愚昧的人，无疑会成为他人的笑柄。 太监，确属反人道的产物，应予铲除。稍懂一点历史都会知道，古埃及、古罗马、西亚都曾存在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就在不久前，欧洲还存在由被阉割的男歌手组成的“花腔男高音”艺术群体。 贞节牌坊，确是束缚妇女的一大精神绳索，属于应予革除的东西。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民族都高度重视妇女贞节，只不过各民族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至于姨太太，更不是中国男人的专利了。关于这点，我们后面再谈。 时代在变，社会潮流必然会变，变是永恒的。今人与古人之间，总会有很多观念不和之处，我们与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存在着代沟。代沟，未必非通过恶语相向来解决不可。如果我们能够对父母、子女以宽容的态度实现和解，又何必去辱骂古人?古人，也就是父母的父母。认为古人说的不好、不愿意按照他说的去做，自己说自己的、自己做自己的，不就得了! 五四时期的学者们，不少人确实是很不理性的。大有明末文坛之遗风，凡是你们肯定的，我就要否定;只要我肯定的，无论如何我都要坚持。意气用事，以及某些大师过于偏执，使得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肯定，还是全盘否定，并没有做多少认真细致的论证。 我们没有必要苛求百年前的学者，那毕竟是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去一趟欧洲须坐几个月的海轮。 在这样的时代，介绍西方先进的东西，让全民睁眼看世界，是非常必要的。 令人不解的是，直到今天，仍有著名学者撰文，称万里长城由古人的屎堆砌而成，千里黄河之水不过是祖先的尿。 靠辱骂祖先博取名利者，必将为后人所唾弃。 4、子虚乌有的“古希腊文明”(上) 村庄联合体 毫无疑问，古希腊文明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有那么多遗存摆在那里。不过，古希腊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了不得。 古希腊文明，主要是指在西元前8世纪----前323年间，被称为希腊人的人们 “创造” 的文明。此前的几个世纪，称为荷马时期，又称“英雄时期”;此后数百年，甚至整个古罗马，据说是希腊文明传遍世界、影响世界的时期，故称之为“希腊化”时期。专家们说到古希腊文明，往往包含“希腊化”时期。 希腊人主要生活在爱琴海两岸的诸“半岛”或者岛屿上，分成大大小小若干个独立的“城邦”，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没有国家概念，更谈不上国家意识。 这些“城邦”----也不知道为什么称之为“城邦”，是一个村庄或几个村庄的联合体，人口一般万儿八千的。大家或农耕或渔猎或商贸，多以农业为主。为了利益，相互间的战争，从来没有间断过。 希腊有两个“超级大国”，谈到古希腊，90%是拿这两个“超级大国”说事。 斯巴达，是四个或五个村庄、两大家族的联合体。称霸希腊时有9000户人家，衰落时仅700户，根据“国际惯例”，按平均每户5人计算，巅峰时人口4.5万人左右。因土地相对肥沃，故以农业为生。斯巴达是2名国王加上长老会议的政治模式。两个国王分别由两个家族推选产生，权利相等。国王只负责处理日常事务，除非领兵在外，大权始终在长老们手中。斯巴达人“以军事立国”，男孩长到6、7岁，便被城邦收养到军营接受训练，每天给极少的食物，鼓励他们偷盗提高生存能力。“如果偷盗被抓，他们会受到惩罚，不是因为偷盗，而是因为失手”。斯巴达人文化水平低下，公民基本上是文盲。 雅典是4个部落(后改组为10个部落)的联合体。综合西方专家的数据，巅峰时期人口在6.7----17万人之间，取中间值则是11万左右。因土地相对贫瘠，故手工业和贸易较为发达。雅典是9名执政官(起初是1名，后来是3名，最终为9名)、贵族会议的政治模式。9名执政官由公民会议选举产生，轮流执政处理日常事务。军事上选出10名司令官，每个部落推举1人。大事由400人议事会或者后来的500人议事会议决。雅典人文化程度最高，人口最多，古希腊名人多与它有关联，有关古希腊的文字依据基本来源于雅典。 愚昧、野蛮而封闭 来到古希腊，你会看到，人们光着脚板满街跑，斯巴达人更是光着屁股到处晃悠。文明一点的雅典人，也就是将一块布裹在或披在身上。部落内部，大事小事商量着办，共同祭祖，共同对敌，夺得战利品人人有份。虽有贫富之分，但总体来看，一幅原始共产主义风貌。 说它原始，最典型的，反映在婚姻问题上。 有人以雅典一夫一妻制作为文明的象征，殊不知，这源于雅典禁止它的成员与外界通婚。在小小的雅典，男男女女只能内部消化，要想确保阴阳平衡，惟有强制推行一个萝卜一个坑，认可亲兄弟姐妹结婚。 希腊人的婚姻，自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雅典的女人，青春期过后，14岁左右必须嫁人，一般是嫁给30岁左右的男人。同父异母的男女结合、堂兄弟娶堂姐妹、亲侄女嫁给亲叔伯，统统被社会广泛认可。在斯巴达，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一样可以结婚成家。因为畸形儿太多了，斯巴达有了一个规矩：消灭畸形儿合情合理合法。 这种婚姻制度广泛存在于希腊人的王室。以最为人所炫耀的“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室为例： 托勒密一世的女儿阿尔西诺埃二世，先是嫁给她的在马其顿的同父异母兄弟“雷电”托勒密，双方翻脸后，跑到埃及，嫁给她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兄弟托勒密二世，当上了埃及王后，后来这对国王王后被尊为“姐弟神”，她死后，还被托勒密王国奉为女神。 托勒密三世的女儿阿尔西诺埃三世，嫁给了她同父同母的哥哥托勒密四世，成为埃及王后。 托勒密五世的女儿克莱奥帕特拉二世，先与她同父同母的哥哥托勒密六世结婚，接着又嫁给她同父同母的弟弟托勒密八世，再接着，她的弟弟老公托勒密八世又娶了她的女儿克莱奥帕特拉三世。 ...... 马其顿王国也是如此。马其顿王德莫特里乌斯二世娶他的亲妹妹为妻;“父贵者”密特 里达泰斯六世先杀兄，再杀母，迎娶他的亲姐姐。 如此繁衍出来的希腊人，智商能够高到哪里去，只能去问动物学家了。 这是同时期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吗?至少中国不是这样。《礼记》说：“系之以姓而弗别……虽百世而昏姻不相通者，周道然也。”“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诸如此类的法律法规民风民俗，充斥中国古代各种文献。 文明程度最高的雅典，公民文化素质也低得一塌糊涂。在雅典，工匠是奴隶，画师是奴隶，医生是奴隶，连教书育人的老师也是奴隶!所有需要文化的工作，离开了奴隶玩不转。“学校的出现始于西元前6世纪末。男童6、7岁开始上学，学费相当低，因为教师工资低。大多数教师是奴隶，有时为自由人，教长通常为自由人。”奴隶所从事的，无疑是最下贱的工作，因此，到了“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建立了真正的国家，政府也没有举办任何教育机构，教育活动纯属个人行为。 希腊人最关心的是宗教。雅典到处是宗教祭祀场所，古希腊宏伟建筑遗迹无不是各种“神庙”。雅典的部落，也是按照中国的“家族祠堂”来设置的，每个部落都有世袭的专职祭司，并属于当然的“政府”官员。雅典最基层组织是德莫，其负责人主要职责就是抓好宗教事务。举行任何重要活动之前，诸如发动战争、召开公民大会，事先必须举行净化仪式，屠杀动物甚至活人献祭、沐浴、香薰一番，并禁止分娩者、接触过分娩者和死尸的、吃过某种事物的、近期有过性行为的等人员进入。 雅典宗教势力到底有多大?古希腊的“三贤”，苏格拉底因为“引进新神”、“腐化青年”，被以最民主的方式判处死刑;柏拉图不得不长期流浪异乡避难;亚里士多德因为被控“亵渎神灵”，吓得连夜逃离雅典。“三贤”被定为罪人，显然，他们的学说在古希腊是没有市场的，与古希腊的发展没有多大关联。以“三贤”及其学说作为古希腊“繁荣”的象征，的确有点勉为其难。 希腊十分封闭保守。他们不读书，拒绝与外族通婚，禁止外来者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雅典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算雅典公民。今天的美国，热烈欢迎智力投资、钞票投资者，如果美国人认为你够分量，便可以加入美国国籍。雅典不是这样，只要不是雅典公民，即便你再有钱、再有名，也不能在雅典买房子买地。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一辈子也只能以游客身份生活在雅典。今天有人说亚里士多德是雅典学者，而雅典人从没认他是同类。 5、子虚乌有的“古希腊文明”(下) 先进的来自外国 这样的“城邦”，能够独创出多大个文明，无异于天方夜谭。众所周知，封闭状态下，任何一种文明是很难持续发展进步的。正如在其它野生动物消失后，狼群必定会退化;一种文明一旦定型，就会产生惰性，只有与另一种文明交流碰撞，才会激发出新的活力。美洲印第安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创造辉煌的文明，但到欧洲人抵达时，这里甚至还有退步。中国春秋战国的辉煌，正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楚文化、东方齐鲁文化交融促进的结果。中国唐朝文化的博大，也源于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文化的相互交流促进。 古希腊运气不错。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就诞生在希腊的旁边。特别是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西亚，古巴比伦消亡了，亚述帝国兴起;继而新巴比伦诞生，接着出现波斯帝国。这里与南方的埃及、东边的的印度、东北面的中国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交流频繁，始终经贸繁荣、科技文化发达。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希腊文字是希腊人模仿西亚腓尼基字母的结果，这大约发生于西元前8世纪。而腓尼基文字，又是模仿埃及文字而成。和日文来源于汉字一样，今天我们熟悉的英国、法国、德国文字，源头就是腓尼基人的字母。 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流行于希腊的奥菲教义是从埃及传来的。就和基督教的上帝、耶稣来自于中东一样，宙斯、阿波罗、普罗米修斯等，原本是古埃及人创造的神灵。 希腊最大的遗存是建筑。雅典人自称从埃及人那里学来测量技术，而留名至今的两位希腊城市建筑规划大师，都是亚洲籍人士。希波达姆斯来自于小亚细亚的米都利，据亚里士多德说，雅典的皮拉埃乌斯就是他设计的。另一位，是亚历山大城的设计建造者德伊诺克拉泰斯，来自于小亚细亚的罗德斯。 至于雕塑，据欧洲专家研究，希腊原本没有石雕，在神庙里也只有木雕神像。西元前7世纪中叶起，小亚细亚的萨摩斯、纳克索斯等岛屿开始采用大理石雕刻人体大小的雕像;前7世纪晚期，传入希腊本土。流传至今的希腊时期的绘画精美的陶器，据欧洲专家研究发现，在已知的40位艺术家名字中，“多数并非雅典人名”。 至于希腊人的科学技术，科学史家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说：“当希腊各城邦发展起来，越出先前的界线的时候，希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需要就迫使希腊人民同更古老的文明发生接触。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到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在这些事实之上，他们又加上一些事实，然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他们加以理性的考察。这种观念的混合过程是逐渐向西推移的。效果最初是在爱琴海的爱奥尼亚海岸出现的。当时希腊人大概还保持着过去的米诺文化的传统并且同巴比伦和埃及的学术保持着接触，因而对演绎几何学和自然界的系统研究提出一些见解。” 古希腊人自己也承认：“光明来自东方”。《荷马史诗》的编著者荷马，古代记载肯定他出生于希俄斯岛或 小亚细亚的士麦那。而希腊的哲学家、科学家也大多来自于“东方”。可以说，古希腊的知识界，是海归的天下。 有人说，在西亚、北非有不少地方是希腊人的“殖民地”，这里的人所创造的，仍属于希腊文明的成果。 “殖民地”有其专门的内涵，只能派出“三百勇士”对抗波斯“百万大军”的古希腊，是否有能力跑到海外建立“殖民地”，我们也不作讨论。假设“殖民地”理论能够成立，那么，遍布于欧美大地的“唐人街”，岂不成了中华的“殖民地”?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等，岂不成了欧美“中国化”的代表人物? 别相信瞎忽悠 希腊的军事十分原始。希腊没有正规军，始终是一种原始状态的“全民皆兵”。巅峰时期，斯巴达紧急动员时拥有6个师，每个师576人，即全部兵力3456人;雅典集合全部17--59岁男子，约有3万人，一半出征，另一半老弱看家护院。武器装备由士兵根据家庭经济条件自行配备。由于马匹昂贵，马上功夫来自于长期训练，所以希腊没有骑兵和战车部队，这就是“马拉松”长跑运动的来历。到了后期，斯巴达才拼凑起60人的马队，因不熟悉骑战，只能作为辅助部队。希腊的主战力量是步兵，但是，他们始终都没有弓箭手。其精锐部队便是所谓的重装步兵，即身披铠甲，一手握着沉重的金属盾牌，一手握着刀剑的士兵;辅助部队是所谓轻装步兵，即手握藤盾的士兵。 雅典水兵也是采取摊派的形式，要求每个三一区提供一艘战船和士兵，选出一位舰长，由舰长承担这艘船的运行维护及其船员的全部费用。因战斗力每况愈下，后来不得不废除这一荒唐的制度。此时的海军作战，和陆战没啥本质的区别，不过是士兵之间的打斗，由陆地转到了船上。希腊舰队是否战胜波斯海军，不妨打个问号，因为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一会儿说鬼神托梦，一会儿说埃及男人蹲着小便女人站着小便，印度男人的精子是黑色的。正如神仙主导的《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宋军战胜辽金那是瞎忽悠。 “希腊化”是让人觉得怪诞的名词。亚历山大大帝从希腊人瞧不起的蛮荒之地进入繁荣发达的波斯后，所作所为与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如出一辙。亚历山大带头匍匐于波斯文明面前，娶波斯贵族女子为妻，穿戴波斯君主服饰，模仿波斯宫廷礼仪，征召波斯人才为其幕僚，鼓励甚至强制官兵与波斯女子通婚，甚至为他们举行集体婚礼。整个地地道道的波斯化，说亚历山大搞出来了希腊化，也是瞎忽悠。 发达地区战争多建设也频繁，偏远地区战争少建设也不多。正如在北京很难找到清朝城墙，而在敦煌能够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壁画，今天的人们不易发现早期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文字记载。古埃及人、西亚人是地地道道的老师，希腊人是学生。老师的作品或希腊化或销毁了，而来自穷乡僻壤的学生的作业保存下来，故而学生为后世所传颂。 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 我们记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古训，不排除仿制品的水平高于正品的可能性。因此，我无意否定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古希腊文明。今天的人们读一读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著作，一定会大有收获。但是，那种为尊者讳、言必称希腊的做法，显然是不科学的。 说说奥运会。奥运会本是希腊四大宗教节庆之一：奥林匹亚赛会、内美亚赛会纪念宙斯，皮提亚赛会纪念阿波罗，地峡赛会纪念波塞冬。这类似于我国诸如赛龙舟、舞狮、赛马、摔跤等的民俗活动，一个乡村主办、多个乡村参与。若干年前，在中国大地类似活动多如牛毛。因此，没有必要神化。当然，奥运会发展到今天，其内涵有了质的变化，须另当别论了。 由希腊女巫点燃的那把火，被我们称为奥运圣火，宝贝得不得了。试想，在言必称希腊的今天，如果我国举办一个体育赛事，由武当道士或者少林和尚点一把火，在全国传递一下，不知某些评论家会发表什么高论? 6、独裁与野蛮的古罗马(上) 除了野蛮啥都缺 国内专家们不断夸耀古罗马科技、文化如何了得,然而，严肃的西方学者不仅不领情，而且还爱抽这些中国专家的嘴巴。 丹皮尔教授指出：“罗马人似乎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对科学关心。他们只用知识之流，而不培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除了3世纪后半叶亚历山大里亚的第奥放达斯是希腊最伟大的代数学著作家以外，没有一个第一流的人物。在罗马帝国头300年间，罗马法的伟大成就登峰造极，但是，罗马政权还没有衰微，科学就显然已经和哲学思想的其他部门一起差不多停滞不前了。知识没有进步，人们唯一的工作只是写些注释和撮要，主要是希腊哲学家的注释和撮要。”丹皮尔教授是一位欧洲中心论专家，此时是很谦虚的。 罗马帝国经济建设也是乏善可陈。帝国早期以战养战，当在西亚遇上强劲对手、支撑扩张的资源枯竭后，主要靠榨取亚平宁半岛之外的产出实现骄奢淫逸。稍懂罗马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是西亚和埃及一带。英国著名学者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说：“东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便已掌握了各种技艺，享受着奢侈的生活;而西部却仍居住着粗野、好战的野蛮人，他们或者讨厌农业，或者对农业还全然一无所知。只是在一个已建立起来的政府的保护之下，气候条件较好地区的农产品和更为开化的民族手工业才慢慢传入欧洲的西部诸国;在公开的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的鼓舞下，这才大力发展农业，改进工业。从亚洲和埃及进口到欧洲的不论是动物类还是植物类的产品，其种类之多不胜枚举。”亚洲和埃及，成了帝国的钱包和粮仓，而庞大的罗马城仅仅是一个挥霍场所，“最遥远的国土也常被掳掠一空以满足罗马的排场和高雅生活”。当局践踏工商业，榨取农业，没有任何可供外贸的产品。“由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完全满足于使用本国的产品和各种手工制品，在罗马方面可以拿来进行贸易的便只有，或者至少主要依靠，白银”。罗马皇帝们一再下令，逼迫北非、西亚等地铲除葡萄种粮食，使得罗马公民连葡萄酒也没有喝的。 古罗马是奴隶社会，是一个人性缺失的时代，这一点不假。 古罗马是从多瑙河沿岸迁到亚平宁半岛上的几个小部落的联合体，通过发动无数次战争，逐步发展成以地中海为中心、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夺取土地、地面上所有财物，将百姓统统掳做奴隶。罗马大军所到之处，百姓要么被杀，要么掳做奴隶。一次杀死数万人、掳数万人为奴，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其血腥与残忍，无以言表。 欧洲有买卖奴隶的传统，这一传统，从古希腊一直传到美国南北战争方才作罢。罗马到底有多少奴隶?有人估计在6000万左右，是否准确无法断定。吉本说：“有人发现曾有过如此悲惨的情况：在罗马的一间大厅里工生活着400个奴隶。这400个奴隶原属于非洲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寡妇，她把他们赠给了她的儿子，而自己还保留着更大一部分财产。 ”尽管罗马人以奴隶劳动果实为生，但在罗马时代，一次又一次颁布奴隶主可以随时处死奴隶的法律。公元57年，罗马元老院通过法案，奴隶主在家被杀，不仅在这家所有奴隶要被处死，而且连已被释放尚未离开这家的获释奴隶也要被处死。罗马人以观赏一个奴隶杀死另一个奴隶为乐，他们观看两名奴隶持剑生死相搏，仿佛当时中国人看斗鸡、斗蛐蛐一样兴高采烈，与当今人们看篮球赛一样的感觉。 洋八旗子弟 罗马帝国与大清帝国一样，也有一帮八旗子弟---罗马公民。吉本说：“从阿尔卑斯山山脚下，直到卡拉布里亚最边远的地区的一切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全都是罗马的公民。”正是他们的祖宗流血流汗，一刀一枪地打出了庞大的罗马帝国。作为功臣的后裔，他们得到历任罗马皇帝殷切关怀，扎扎实实地享受了坐天下的滋味。从出生到死亡，可以不干任何事，帝国按时给他们放粮食衣物零花钱。他们一辈子只有当兵打仗一个义务。打胜了立功了，还有土地和金银珠宝等奖赏。混得好的，日子自然安逸得不得了。对混得不好的，帝国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不仅管吃饭穿衣，而且一再扩建澡堂、竞技场等休闲设施，免费提供洗澡、看戏等各种服务。罗马城等罗马公民聚集处，澡堂、剧场等娱乐业十分发达。这帮洋八旗子弟觉得领粮油做饭太麻烦，帝国干脆改为每天发放一次面包、熏猪肉之类的熟食，管保一家人够吃。吉本说：吃饱喝足后，“他们整天在大街上或者竞技场上四处闲逛，听听有什么新闻，彼此胡乱争吵;他们把妻子儿女少得可怜的一点生活费用拿来豪赌中输个一干二净;夜晚，他们跑到阴暗的小酒馆或妓院去，在下流无耻的肉欲中消磨时光。” 统治阶级给自己和后人确定高人一等的待遇，并不奇怪。中国的周朝建立后，也实施了乡遂制度，将国民分成“国人”、“野人”两个等级。国人，主要是参与打天下的那部分人。和罗马公民一样，参军打仗是国人的事情，国人对政治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左右国君的废立。周朝按人口平分的分配土地给国人，国人们不仅要自己种地，而且必须负担军赋和力役。野人也获得国家按人口平分的土地，同样要出钱，还要义务劳动。当然，上缴税赋的比例是有差别的。正因为广大国人是自食其力者，所以，从西周到东周，没有“八旗子弟”阶层，而且人才辈出。 清朝建立后，给从龙入关的八旗子弟们待遇优厚。但是，比起罗马公民，满清八旗子弟的福利待遇差远了。旗兵的祖宗也就获得30亩田产，后世当兵者每月一二两银子，没当上旗兵的“余丁”一无所有，这算哪门子特殊化!满清八旗子弟被批判被嘲笑，真是冤得慌。 不久，洋八旗子弟们大多花光家产成为混吃混喝的流浪汉，不仅上不了战场，而且大批人因为高层争权夺利成为冤死鬼。到了后来，罗马帝国不得不通过赐予“罗马公民”身份，征集“蛮族”男子上战场。蛮族汉子自然不会那么无用，他们大多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一有机会就想当皇帝，于是政变更加频繁，终于，龙椅上坐着的变成了蛮族人。 罗马公民无用，根子在于他们的主子比满清皇帝混蛋。罗马皇帝多靠阴谋与屠杀起家，一旦坐上龙椅，便无恶不作。康茂德终日不干正事，热衷于和狮子老虎打架，搞女人，杀不听话的人，这也就罢了。他干得更离奇的事情是：专门找来300个英俊的小伙子，300个秀色可餐的姑娘，强迫小伙子们分别诱奸一个姑娘，若不成功，就会严惩。主子如此，奴才们会好到哪里去!无怪乎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历朝皇帝软弱无能，大臣官宦党同伐异，旧宗教对新宗教的仇恨，基督教的血腥内讧，神学论证代替了军事操练，颓唐怠惰取代了勇猛精神，成群僧侣代替了农夫和兵士;所有这一切，招致了蛮族入侵。”比大清八旗子弟更甚，罗马公民沦为彻底废物。打天下时，罗马军团的战斗力也许还行，坐天下后纯属垃圾。百万罗马公民聚居的罗马城，在被哥特人阿拉里克的乌合之众围困后，洋八旗子弟们第一反应是“一个下贱的野蛮民族竟然敢于干犯世界的首都，贵族和人民一开始不免感到惊诧和愤怒;然而他们的这种傲慢情绪由于不幸的遭遇很快就收敛起来，而他们缺乏男子气概的愤怒也没有转化为对武装敌人的反击”，却是残杀所谓的“通敌分子”。罗马城的卫队长建议以巫术退敌，打算“借助咒语和牺牲的神秘力量从云中呼唤雷电，并让这天火指向野蛮人的营地，将它烧毁。”待到数以千计的罗马人饿死街头，罗马人派使节求和，阿拉里克“在对方立即支付5000磅金子、3万磅银子、4000件丝绸袍子、3000件质地上乘的红衣和3000磅胡椒后，就立即解除了包围。”阿拉里克又提出了政治、地盘等方面的要求，还在元老院“一致拥护”下扶植了一个傀儡皇帝。这个傀儡实在是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阿拉里克索性在罗马城随意屠杀、强奸、洗劫了六天之后，满载财宝拜拜。伏尔泰感叹道：“当时罗马帝国已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至这个哥特人不屑于当罗马的国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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