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09 工商時報 【本報訊】

    　1962年美國雖然還有45億美元的商品貿易順差，但由於對外投資熱絡，使得國際收支開始出現赤字，美國總統甘迺迪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年會演說時表示：「只要減少援外、提高關稅壁壘、限制對外投資，美國可以在一夜之間恢復國際收支平衡，但這是不明智的。」

    　遺憾的是，甘迺迪這樣的遠見，今天已不復見於美國。近年來對於貿易赤字，美國政府只會一味強迫他國匯率升值，而對於華爾街一手造成的金融海嘯，美國也只會一味指責人民幣匯率低估，然而自己卻永遠不會反省，一再推出量化寬鬆政策，釋出大量美元。美國創造金融海嘯於前，又大量釋出美元於後，這些以鄰為壑的作為，倘甘迺迪在今日的話，也必然會搖頭嘆息。

    　美國於11月初才公布第二輪的量化寬鬆政策（QE2），擬釋出6千億美元，日前聯準會主席柏南克更進一步表示為支撐美國經濟及創造就業，不排除發動第三輪的量化寬鬆政策（QE3），這番談話旋即引來各國質疑，對於美國這種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作為，我國政府官員也在立院嚴詞表示這真是不負責任的作法。

    　我們要指出的是，這種以鄰為壑的作法，美國曾經在1930年代做過一次。面對1929年底股市崩跌、生產停滯、經濟蕭條，美國人天真地認為如果能使美國人都消費本國產品，經濟就可以快速復甦，於是美國國會通過了斯穆特－哈里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將農產品的關稅調升至49％，一般商品調升至38％。惟美國此舉使得保護主義瀰漫全球，美國經濟非但沒有因斯穆特─哈里關稅法案得到振興，反而更加惡化，失業人數由1930年10月的463萬一路升至1933年10月的1,300萬人。

    　斯穆特－哈里關稅法案當初打的如意算盤是，美國這麼做可以提振內需，但卻忽略了當美國調高關稅，損及各國出口利益時，各國豈能坐視不理，豈能不採反制手段？於是1930年代初期各國關稅壁壘高築，美國人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這些自私自利的政策把原僅是美國本土性的經濟衰退，推升至世紀大蕭條。在領教過自私的滋味後，美、英、法、中等23國於1947年在日內瓦召開會議，簽署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致力於消除保護主義，削減關稅，以創造互利的自由貿易環境。這項協定的簽署及日後的八個回合多邊貿易談判，即是記取了1930年代保護主義的教訓，深刻體認了自利心可以形成市場，但過度自私卻將摧毀市場的歷史法則。

    　我們看到美國政府這兩年來因應金融海嘯所採取的手段，也許在作法上不像1930年代所實施斯穆特─哈里關稅法案，但看看這幾波量化寬鬆的政策，那種以鄰為壑的本質，與當年的斯穆特─哈里法案有何差異？當年的關稅法案如何讓保護主義擴散全球而形成大蕭條，美國如今量化寬鬆政策，在投機客炒作下，終將讓熱錢漫天蓋地而來，而陷全球經濟於動盪之中。惟更令人憂心的是，一旦各國採取反制，形成恐慌的預期，全球豈不得再面臨一次泡沫破滅，資產價格崩跌的經濟災難？

    　撫今追昔，甘迺迪真是值得尊敬的政治家。他記取了1930年代的教訓，沒有採取那種「不明智」的作法，但是近年美國政府因應貿易赤字、因應經濟衰退，卻經常採取「不明智」的作法，忽而迫使德、法等國簽署史密松寧協議，要英鎊、馬克、法郎升值，忽而邀日、歐簽署廣場協議，要日圓升值；除此以外，還有特別三○一、關稅法三三七、貿易法二○一、反托拉斯法等利器，令各國聞之色變。台灣這十多年來已多次領教美國這些手段，前方的貿易談判官員感受尤深。美國採取這些手段雖使其短期獲利，但後患無窮，如今變本加利，確如甘迺迪所言，真是不明智！

    　我們認為美國受困於經濟衰退，最近除一再地採取的量化寬鬆政策之外，也不斷以反托拉斯法四處興訟，使得各國企業在面臨經濟下滑之餘，還得疲於應付美國帶來風險，這些全是1930年代斯穆特－哈里法案的翻版。值此台灣正想與美國洽談自由貿易協定（FTA）之際，我國的貿易談判策略必須審慎評估，步步為營，尤其要「明智」一點，切莫為了急於簽署一紙台美FTA，反而讓台灣經濟社會陷入更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