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5-26      中國時報 觀念平台   【吳挺鋒】

５月２３日，一群朋友在台中舉辦陳秀賢的追思會。

    　我雖接獲通知，卻因故未能與會。嚴格說來，無論是政治啟蒙或私交情誼，我和陳秀賢的關係其實是連邊都沾不上，那種間接性頂多像是一個晚到的人，只能站在月台望著列車離站那樣。

    　朋友們對陳秀賢津津樂道的是，策動三晃農藥廠公害抗爭、鹿港反杜邦、後勁反五輕，同時更把飽受自由貿易威脅的農運拉升到「反美反帝」的高度。

    　那是台灣社會最生猛的狂飆年代，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備受搖撼，台北街頭幾乎天天都有不同類型、訴求的「自力救濟」在問候著官員與警察。用輓聯寫成的口號布條、披麻帶孝式的抗議服裝、喉嚨與拳頭並施，陳秀賢的群眾魅力溶於那種既充滿肅殺，又夾帶期待黎明的氛圍裡。

    　期待中的黎明並沒有到來。草根英雄的扭轉乾坤企圖終究落空，而正史也未曾為給日後遠走、客死異鄉的陳秀賢記上一筆。例如反三晃汙染，今人只知曉前民進黨台中縣長廖永來；反五輕則是把在地的黃天生送進立法院；至於農運更被化約成了五二○。換言之，陳秀賢的貢獻與犧牲若曾留有資產，幾乎是被全面「綠化」，化為「綠肥」了。殊為諷刺，一旦出現了這樣的轉換，昔之反汙染自力救濟與農民運動也陸續謝幕。

    　陳秀賢的不被見容與不被承認，正反映了台灣民主運動的正史書寫問題重重。1980年代中晚期的眾人爭鳴被視為「轉型期」，之後展開了長達十年的「民主化」，及至2000年後進入到「民主鞏固」的階段。這種三段命題被以類目的論的方式鋪陳，台灣的民主歷程於焉被簡化成了某種黨史，一如異質而複雜的黨外被粗暴地等同於民進黨的前身，群眾讓位給公職。

    　可悲的是，陳秀賢卻連敗寇都稱不上。因為即便是紅花也都還要綠葉來搭配，輸家也該有一席之地。但今之民主運動正史，卻是以不在場證明的方式淨空了包括陳秀賢在內的那些從工廠、社區、校園冒出來的八○年代異議行動者。

    　以今天的角度來看，這裡頭的許多人並不符合「愛台灣」或「台灣人」的制式規格，但他們對於台灣社會矛盾的揭露，依舊是當前農工漁民困境的證言，而他們對於民主願景的想像，也超過了時下選舉萬歲的水平。若要言重，這些人的被犧牲與被消音，不啻底層台灣人的被集體出賣與被糟蹋。

    　民進黨的高雄市長陳菊赴京宣傳世運，真正突破的與其說是中國行的歷史意義，倒不如說是以身還原了部分的歷史真相。陳菊到紅色統派的蘇慶黎骨灰罈前祭拜，誌念那段一起走過的革命情誼，說明了台灣曾經存在過的各種進步信念如何競合，就算志不同道不合，亦值得相惜。

    　然而，陳菊弔唁蘇慶黎之舉，回台後終究會自我噤聲，而只能在中國找到自我。不為別的，只因自己改造了群眾，反被自己吆喝的群眾所困，陳菊又何敢逾越「台灣人」與「愛台灣」的規格？

    　（作者為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