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2-16 中國時報 觀念平台  【吳挺鋒】

在二戰結束前，貝弗里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出爐，正式確立了教育、醫療、就業應被納為國家所保障的公民權利。戰爭結束後，英國以此為藍本，開展了她的福利國家紀元。 

    　作為一個里程碑，貝氏報告既為十八世紀以來的自由放任英國畫下了休止符，同時也為這個老牌民主國家的權利清單進行了深化與擴充。 

    　更具啟發性的是，當時飽受戰爭傷痕的英國財政根本不忍卒睹，卻仍排除萬難啟動這項世紀工程。相較之下，戰後睥睨全球的美國則是反向沉淪，社會安全制度千瘡百孔，迄今仍是唯一沒有普及性社會醫療保障的「先進國家」。 

    　這意味了，沒錢雖然難辦事，但不代表什麼事都不能作，如果具有大破大立的政治意志，則縱使深陷財政困境，也該（能）逆流而上。反過來說，有錢也未必萬能，若是撒旦在掌理財庫，等於加速墮落。 

    　反省今之全球經濟困境，難道不是美國新自由主義指揮政府，以減稅、削減社會福利提供投資誘因，同時訴諸金融鬆綁鼓勵投機泡沫的現世報？假如危機就是轉機這句話並非空洞的陳腔濫調，則與危機根源脫鉤，另覓他途，才有起碼的轉機可言。 

    　眼前的局勢是，各國政府幾乎都因這場危機而取得了一張被超級授權的借貸支票簿。在這個物質基礎之上，若有大開大闔的社會想像與政治決定，則浴火重生並非不可能。 

    　但我們必須意識到，紓困思維不足以跨越危機門檻。例如，企業紓困便屢屢淪為肥貓們的安全降落傘。這不是告別撒旦，而是換個方式拯救撒旦。再者，各種臨時性、短期性的擴大就業方案雖然苦民所苦，但若僅圖乎此，暗禱以拖待變，也等於錯失了如何為台灣營造一個具有分配正義與免於匱乏等制度價值的重建契機，因為這樣的社會紓困性質，只具短期止痛效果，無改體質的調整。 

    　簡單地講，這本被超級授權的財政支票簿，理當以社會資產負債表的思維被重新填寫，而非因循既有邏輯進行紓困式周轉。錢該怎麼花，有賴於更多的公共討論，而非政客官僚的緊急特權。 

    　馬總統曾肯定內閣團隊表現良好，而劉揆也自認已經作了不少危機因應，但外界的批評與質疑卻始終不絕。箇中癥結便在於「明天過後會是什麼」？如果沒有在這個危機過程裡同時播下希望的種子，缺乏世代正義的民主承諾，那麼就算爬出了深淵，也沒有政治樂觀的理由。因為吃過苦頭的人們，怕的是再來一次，甚至殃及兒孫。 

    　不妨想想邱吉爾的政治遭遇。這位領導英國走向勝利的國家英雄，竟在戰爭結束後的國會改選裡，慘敗給左翼的工黨，只能含恨讓出首相之位。這是否也警惕了，縱使馬政府最後帶領台灣挺過了這場經濟戰役的狙擊，也不等於保證人民會再次奉送選票給「紓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