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洛杉基 2014年02月17日 04:10

16年前筆者在美國修完博士學位、工作數年後，決定返國創業。為了能夠分享所學並為公司徵才，筆者向某國立大學研究所申請擔任兼任客座副教授1年。所幸當時服務的公司還能提供基本薪資，否則只靠兼任教授的微薄鐘點費，幾乎無法在台北市過日子。

沒想到近日媒體披露，大專院校兼任教師的鐘點費竟然與16年前相差無幾，平均1個月所得不到22K，其中還包括了具有碩博士學位的教師。猶有甚者，各大學徵聘兼任教師的成長速度驚人，至今總人數已接近專任教師人數。

這些碩博士教師淪為臨時工的現象，除了是國家教育投資的浪費之外，也表示各大專學生能夠與授課教師相處時間十分有限。專任教授忙著做研究工作、申請研究經費，授課及導師工作則交給了這些為了生活必需南北奔波、到處兼職的臨時工，如何能夠讓學生接受課堂外的輔導？也難怪現在的大學生，不但道德感、責任感低落，還不知如何理性地面對壓力與挫折，動輒選擇輕生。

究其原因，除了是因為大專院校過多、社會少子化造成的教師人力過剩現象，教育部的評薦制度，也讓各校忙於用高薪聘用明星級教授，自然就侵蝕了一般年輕教師的薪資。各院校為了撙節開支，也只得不斷增加薪資較低的兼任教師人數。

在一次大學校友聚會中，副校長曾親口說過，政府雖然劃撥五年五百億的教育輔助款給各大專院校，但學校將分配到的有限經費，大多用在修繕老舊的校舍及購買昂貴的設備，幾乎沒有多餘的經費用在改善教師薪資上；更何況教師鐘點費全由教育部規定，學校只要符合最低標準即可。此外，屬於人生勝利組的校友，如果捐錢給母校，也會選擇興建以捐贈者為名的大樓，而不會像一般外國大學一樣，校友捐錢給學校，會指定作為某項研究工作所需經費。

另一個不合理的現象，是各大學爭相用高薪聘請知名的政客、名嘴、下台的政務官、退休官員等，作為教授來提高自己學校的知名度，而不願意聘請畢業不久的碩博士生來擔任專任教授。因此，許多剛畢業不久的碩博士生，不是找不到專任教書工作，就是只能擔任鐘點工。

而那些過氣政客、退休官員，拿了退職、退休金，還要到學校占教師缺領雙薪。有些政客、名嘴則忙著到處趕通告，或鼓動大學生參加各種社會抗爭甚至黨派活動，哪有時間與精神來專心教書？

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許多在學術界小有名氣的教授，很容易就被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等大學用4、5倍的高薪挖角，讓他們可以在更好的學術環境中專心貢獻所學、為他們培養未來的社會菁英。而台灣則在高薪教授專注研究、低薪兼任教師負責教課的畸形環境下，根本無法建立良好的專才養成教育。

這些年來，除了少數幾家國立大學因為論文發表數量多而列入亞洲優良大學排名之外，其他許多三流大學，無論在師資、設備、經費上，都在亞洲四小龍大學間墊底。如果台灣教育部未能有效改善大專院校的教育體質、留住有熱情有專長的教師在國內任教，未來的大學教育必然逐漸崩解、大專畢業生的競爭力嚴重衰退。

對此，我們有以下幾項改善建議供主管教育有關單位參考，包括：（一）逐步減少大學間數，嚴格鑑定、去蕪存菁；（二）提高大學入學門檻，將部分學生分流至職校，提高就業能力；（三）逐年減少兼任教師人數、提高專任教師薪資；（三）禁止將大學作為政務官員的旋轉門；（四）不鼓勵退職官員或退休教授重返大學教書等，把機會留給那些對教學有熱情、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優秀教師。

唯有大刀闊斧改善，才有可能健全大專教育的體質；如果繼續因循苟且下去，只會讓台灣優良教師大量出走、大專教育迅速崩解。（作者為專欄作家、科技業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