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遠颺的醫魂

《一代醫人杜聰明—開台第一位博士》閱讀心得

二十幾年前我就讀台大醫學系一年級的時候，就約略知道老學長杜聰明博士的生平事蹟。 

那是解嚴的第二年，律令的桎梏甫鬆，社會各角落的生命力爆散開來，街頭三天兩頭上演著抗議示威，時代變革的號角聲隱隱湧來，讓人無法安坐課堂。 

偶遇遊行人群，聽到廣播車、演講台上，有人談及斯土斯民，一則則辛酸的史事聞所未聞，我對自己的無知感到羞愧。我急切地趕赴校門口對面的公館舊書攤，搬回一冊冊禁書，在男十一宿舍房間徹夜捧讀。當讀到《台灣人四百年史》，一頁頁先人被壓迫被磨難的畫面，激烈地撞擊眼球，不禁潸然。我怕室友瞥見，只能躲在被子裡低泣，暗暗咬牙立誓。 

當時，杜聰明博士就讀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期間，與同學前往北京，企圖以霍亂菌謀刺袁世凱的英勇舉動，深深震撼、啟發了我——在這塊土地之上，在這片天空之下，聳立著「上醫醫國」的典範與傳統！ 

我開始秘密結社，與幾位宿舍的醫學院夥伴，組織了名為「噬菌體」的地下社團，參與校外社會運動，想像革命的豪情。

我們在反核會場穿上自製的黑斗篷，扮演張牙舞爪的核怪，喚醒民眾；趿著藍白拖鞋，與鄉村老伯抵制農產品進口，保障弱勢生計；為了製作遊行布條，呼籲國會全面改選，半夜佔用紅磚步道寫起抗議的字眼，引來警方關注。

白天振臂疾呼，拳拳擊向頂空；晚上圍坐宿舍，咄咄議論時政；午夜，飽餐大學口的麵食滷菜後，走在空曠的椰林大道，一群人高唱勇敢的歌，寫下年輕的約定。

但升上大三以後，進入臨床課程，我們被原文書、醫學名詞綑綁，囚禁於白色巨塔，沒有餘裕再走街頭、投身運動。 

「願再相會於獨立建國之日！」還記得「噬菌體」最後一次集會，道別時刻，幾個人彼此期許勉勵。 

大五那年的雙十節前夕，由中研院院士李鎮源主導的「100行動聯盟」（主張廢除刑法第一百條處罰思想叛亂的部分），在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集會靜坐，不料被鎮暴警察驅趕，遂移師到附近的台大基礎醫學大樓門口。 

那晚我剛結束醫院值班，疲憊地走回宿舍，路上巧遇昔日「噬菌體」的一位夥伴，他快步迎面走來，眼神發亮地說：「走，去靜坐！」熟悉的召喚傳入耳裡，我瞬間全身充飽電力，白袍未脫就與他並肩前去。 

原本翌日就是體面的國家慶典，電視台將會實況轉播，但為了不讓人民看到總統府週邊出現抗議的場面，國民黨政府竟在基礎醫學大樓前的仁愛路旁，聳立起巨大的鐵皮圍欄，搭起威權的遮羞布。 

全副武裝的鎮暴警察，將一群身穿白袍席地而坐的抗議者團團包圍，大有隨時準備抓人的態勢，但人潮反而越聚越多，唱歌、呼口號的聲響洶湧如浪，似乎要將他們手中的一面面盾牌沖垮。 

我雖然走街頭的經驗很多，但這麼逼近鎮暴警察卻是第一次，原本有些忐忑，但一看到安坐在人群中央，高齡七十六滿頭白髮的李鎮源院士，眼神堅定地與警方對峙，我感到胸臆蓄滿勇氣。 

李院士是杜聰明博士的得意門生，不僅傳承了蛇毒研究的成果，讓台灣在該領域獨步全球，更難得的，也接下了「上醫醫國」的光榮大旗，為這塊土地去除政治病菌，讓這片天空更澄澈清明，人民的心靈更健康，活得更有尊嚴。 

我們徹夜靜坐，雖然我前夜值班，精神卻愈發抖擻。第二天早上，威權政府終於屈服，同意修正刑法一百條。解散以後，眾人與李院士合影，當相機喀擦響起，我彷彿看到杜博士的身影浮現眼前，對我們豎起大拇指。 

不是嗎？杜博士是台大醫學院第一任院長，他的魂魄在天上看著子弟兵固守父祖之土，勇退鎮暴大軍，一定以我們為榮。 

但畢業以後，離開了台大醫學院，我對醫業的質疑與困惑日漸加深，偶而仰望頂空，不見哲人，杜博士的醫魂似乎遺棄了我。 

我因視力問題，體位在免當兵邊緣，入伍後被分配到複檢的營隊。在那裡，我見識到一張張熟悉卻扭曲的年輕臉孔、一具具變形的軀體，與更令人難過的，一顆顆提早庸俗化的醫者之心。 

為了免掉一年十個月的兵役，他們運用從醫學院習得的生理知識，讓自己增胖減肥，好通過體檢關卡。吃胖者，幾個月內狂吞冰淇淋、巧克力等高熱量食物，把自己的身體當成氣球用力吹；拼過瘦者，節食、高量運動，外加服用利尿劑脫掉多餘水分，將英挺的外形餓成一條蘿蔔乾。 

驗退前夕，有人連灌好幾瓶鹽水，肚大如蛙；有人挨餓好幾餐，面黃肌瘦像是難民。檢查回來，壓力頓除，少了意志力支撐，好幾個人當場昏倒送醫。 

連自己的身體都不珍惜的人，如何關愛病人的健康？為了躲避國民義務，可以利用專業知識鑽漏洞的人，將來如何抵抗誘惑，堅守醫學倫理？驗退那晚，我心情激盪到難以成眠。 

醫學院畢業後，我選擇到一家偏遠的精神療養院工作，照顧慢性精神病患。隨著健保財務吃緊，各醫院必須管控醫療支出，而在精神科，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限制新藥、高價藥的開立。院方起先道德勸說，眼見無效，於是祭出核扣績效獎金的手法，通令各醫師，每月用藥超過一定金額者，荷包將會失血。 

傳統精神用藥有許多副作用，新藥副作用少，但價格高了好幾倍。制度推行以後，不少病情穩定的病患被改藥，吃得肢體僵硬、行動遲緩，像個機器假人；也有好幾位病情惡化，出現攻擊自傷行為。 

「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對待精神病患？」在醫師會議上，我忍不住當眾斥喝。他們不像一般科的病人，有能力計較藥物好壞，醫師開什麼藥就吃什麼，處於絕對弱勢。 

主管聽了臉色難看，場面有些僵，半晌才有一位醫師打圓場：「這是趨勢，大家都這麼做啦！」 

為什麼不能給病人用最好的藥？為了自己的收入，犧牲病人的健康，這是醫者風範嗎？我不再開口，沉默下來，卻想起了「切膚之愛」的故事，感到難過與慚愧。 

杜聰明博士雖然一生投入基礎醫學研究，未執行臨床業務，卻培育出許多仁心仁術的醫師。他創立高雄醫學院以後，有感於醫學倫理的重要，特地邀請知名畫家李石樵，將彰化基督教醫院創辦人蘭大衛醫師夫婦的事蹟繪成油畫，懸掛在高醫院內。當年，蘭夫人割下自己的皮膚，讓蘭醫師縫補在病患腐爛的大腿。 

醫界先賢，為了病患可以如此犧牲自己，為什麼我輩連捨棄一點金錢收入都不願意？我在內心吶喊。 

但此後類似的緊箍咒制度有增無減，同仁紛紛就範，績效獎金要緊。我影響不了他人，只能獨善其身。 

在醫院工作，經常會有藥廠的業務代表來拜訪，平時送醫師小禮物請吃便當，假日則舉辦研討會，招待米其林高檔料理、兩天一夜旅遊。同事們樂於參加，我卻敬謝不敏。 

有一年醫學會在南部舉行，大家都住到藥商提供的五星飯店過夜，只有我一個人自己花錢找了一間汽車旅館，不願接受招待。 

一位昔日「噬菌體」的老同學正好與會，那晚邀我出來吃宵夜。他知道了我的住處，邊舉起啤酒杯邊笑說：「何苦呢？大家不都這樣？」 

「醫生收入這麼好，為什麼還要接受這類餽贈？」我質疑，「病人如果知道我們拿藥商的好處，會做何感想？」 

「唉，你一點都沒變。」他說。 

我不曉得我有沒有變，但這些年來，醫者光環的黯淡褪色，醫業淑世利他傳統的消逝，卻是快到令人心驚。 

從不畏風雨拎著醫藥包出診的小鎮醫生，變成白色巨塔裡計較健保核刪的受薪雇員；從家屬稱謝的權威角色，化身為擔心醫療糾紛、察言觀色的服務人員；從飽讀詩書的士紳形象，換上徵逐物質的雅痞身段；從引領社會改革的意見領袖，腐化為診療不實、協助詐財的社會版主角。 

不要說「上醫醫國」的使命感蕩然無存，醫業庸俗化的結果，就是連下醫的身分都保不住。

二○○九年，杜博士一手創立的高雄醫大，其附設醫院爆發了醫師摘取正常人器官，以協助不法集團詐領保險金的醜聞。 

「准許我進入醫業時，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這句讓每位初批白袍的醫者心中一凜的誓詞，被當作醫療廢棄物，狠狠丟進焚化爐。為了個人利益，竟可以將醫療倫理拋諸腦後，與魔鬼交易。 

當那位做假的醫師舉起手術刀，劃進病患體內，那一刻，眷顧斯土斯民的醫魂在天上遮住雙眼，不忍卒睹。 

二○一一年，多家署立醫院主管涉嫌收受廠商賄賂，協助其取得醫院儀器設備的招標案。當他們在鏡頭前被銬上手銬，遮遮掩掩地走進檢調單位，我看見老早從雲端墜落的醫者形象，跟他們綁在一起，踉踉蹌蹌地跌入最深最黑的地底了。 

類似的新聞接二連三發生，我聽到遠方有土石崩落的聲音，無形黑雨落在頹敗的白色廢墟之上，我像學生時代一樣，無法再安坐診間。 

這一次，我選擇用筆參與社會，發揮我微薄的力量，阻擋醫者沉淪。 

我寫了稿子，狠狠批判台灣醫界的腐化，投到報紙的民意論壇。文章後來廣被轉寄，竟然負面評價居多，不少醫師在網路上質疑我不食人間煙火，很可能是冒牌的醫療人員，說不定還只是個救護車司機。 

我感到荒謬，想起了二十幾年前走街頭時遭遇的鎮暴警察，只是他們改用鍵盤試圖擋住前路。但我不灰心，繼續寫，被匿名攻擊也不退卻。我只要想起杜聰明博士，以及同時代的蔣渭水與賴和，胸臆就蓄滿勇氣。 

為了讓更多人知道我，來看我的言論，我嘗試參加文學獎，累積名氣。我從學生時代就保持閱讀習慣，老早熟悉國內外作家作品，但未曾認真提筆。稿件寄出兩個月後，報社編輯打電話，說我得了首獎，我還以為是詐騙集團。 

得了獎以後，我寫得更勤快，主題也從醫療擴及政經社各層面。好幾次我的文章獲得媒體、政黨採用，甚至影響了政策制定。 

然後「噬菌體」的夥伴歸隊了。他們看了我的文章，透過網路跟我聯絡上，幾個人聊起台灣的未來，莫不書空咄咄，彷彿二十幾年前走街頭時的那顆憤慨不滿之心，在電腦螢幕之前甦醒搏跳起來。 

我們相約重聚於椰林大道。雖然校門口對面的公館商圈完全改觀，大學口麵攤早已不見蹤影，我們依然記得當年那首「噬菌體」團歌。 

「台灣島嶼，原本美麗，受外邦統治了數百年……排除萬難，前途無限，勇敢的台灣人！」我們在夜晚的校園邊走邊高歌，引來年輕的學弟學妹側目。 

我抬頭仰望晴朗的夜空，再次看到了眷顧美麗之島的醫魂。 

原來，杜聰明博士從來未曾遠颺，他一直引領著我，將虔誠的赤足落在這塊土地，用孺慕的眼神注視這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