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皇池／台大法律系教授

凡對外事務往往涉及高度專業與機密，是以對外談判經常是由擁有充分資訊與專業能力之行政部門處理。若談判伊始，即讓代表不同利益之國會議員介入，恐於保密有礙，亦違專業分工。而因若談判結果最後由國會審議，即不應輕易指責是黑箱作業。但另一方面，考量後續得順利推動，是以一般實踐上又會先與相關利益衝擊者相諮商，並會告知國會重要領袖大概方向與內容。

不該黑箱卻又作黑箱

回顧《服貿協議》之談判，政府縱不讓國會事先比手畫腳，但因牽連層面龐雜，涉及利益重大，最低範圍內亦應先行利益評估，猶應諮詢相關業者，始能確認國家經濟利益之所在。但本案中，絕大部分業者根本不知發生何事，直至簽署文件公布，衝擊各方，於舉國譁然後，政府始委託研究，提出總體經濟影響評估報告，告訴國人簽署協議後將對我國總體ＧＤＰ之增加率約○．○○二五％！此嶄新報告，彷彿告訴國人，從頭到尾根本未曾作經濟利益評估，更遑論包括國家安全、政治衝擊等等在內的總體國家利益分析。

至於有無溝通？陸委會報告指出談判過程是：「個別拜訪、電話聯繫」、「採小規模、不公開方式進行溝通與徵詢意見」，似乎僅極少數與政府有密切關係之「產業」，始將其利益藉「私下電話聯絡」列入考量？著實令人驚訝！勞委會報告認為：「不可否認可能有部分廠商、自營作業者及勞工，因外來競爭加劇而受衝擊」，政府應「協助就業及提升技能」等等。彷若將犧牲眾多本土中小型服務產業，以換取金融財團在中國利益？遭指責黑箱作業，實不足為奇。

當社會瀰漫不安，國會準備逐條審議時刻，政府又「訓示」國人：根據國際法，協議不能修改，否則有違國際誠信。然檢視國際與國內實踐，協議是當然可以修改。

就國際法而言，學理上是曾有爭執，有認為不得進行附條件之同意；有認為不當然排除。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在一九九九年的年度報告書針對此有詳細報告，認定此不構成問題，因若當事方同意，則根據新內容，若當事方不同意，則重新談判，無庸於條約法公約中規範。

明明可改，卻拗說不能改

至於國際實踐，美國國會審查雙邊條約，即不乏要求行政部門修改條約之特定條款後始予以同意之實踐。從一七九五年到一九九一年間，美國參議院審議九○一件憲法意義之雙邊條約案，其中一一五件是附條件通過的。修改方式相當簡單，以一九八五年美國與英國有關引渡之補充條約為例，兩國政府以「換文」針對參議院所做修改之條件同意接受，並進行修改。

至於國內實踐，一九九三年立法院議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台協會著作權保護協定》時，即附加八個保留條款方式通過，立院將此項決議函覆行政院，政院再派員赴美協商。更重要的是，《服貿協議》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本協議簽署後，雙方應各自完成相關程序並以書面通知另一方。本協議自雙方均收到對方通知後次日起生效」，所謂「完成相關程序」，即表示踐行雙方國內法律程序，而既然須經立法院審議，當然有修改可能，是協議簽署所預見。

簡言之，縱使雙邊條約，亦不排除得針對特定條款進行附條件通過，此亦是民主國家對外談判應受民意機關監督之制度設計，若需修改，亦無損國際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