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江宜樺和黃世銘利用國人對「杜絕司法關說」的普遍期待，不經正當查證過程，就對王金平、柯建銘進行道德審判，可以說是一種披著道德外衣的政治之惡。

江宜樺身為行政院長，屢屢對媒體放話，完全不顧慮立法院做為行政院施政之法源、監督機構應有的尊嚴。徒為政治學者，不依法自持、避免評論立院的事，反而順從馬的個人意志，不顧體制，興風作浪，逼曾勇夫下台；彰顯出的是對個人仕途的顧念，與對國家利益的輕視。

黃世銘則罔顧自己檢察總長的身分，曲解法律，對於別人質疑自己違法的行為，模糊帶過，其適任性更是大有問題。【1】首先，對於法律規定，不能向總統報告個案。黃世銘即使認為有必要揭露偶然得知的犯罪，也應考慮到自己進行調查的適法性與被調查對象的法律身分。就本案而言，首先要確立的即是自己有無調查的權利、調查手段的適法性、如何認定犯罪事實與犯罪事實認定後的處置。就大法官一再強調國會自律的重要性而言，檢察總長實在不適宜在這樣的案子上，對立法院院長關說嫌疑做出判定或進行調查。

就調查手段而言，如果要再對關說進行調查，【2】以監聽為手段，則監聽的對象應該是曾勇夫與陳守煌；但黃世銘明知這不符合監聽法，卻以另案為由，繼續對柯建銘進行監聽，說是違法監聽，一定也不為過。黃世銘應該公布監聽票、具體講出本案的各個重要關鍵時間點，以釐清自己違法監聽犯行的輕重。【3】更不用說「關說」案也不是「他的」特偵組應該偵辦的事項。

就犯罪事實的認定而言，【4】黃世銘居然說貪污和關說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密室會談，沒有證據。一個檢察總長居然講出不用證據就可以辦人的話，正落實了王金平濫權興訴的指控。對於曾勇夫、陳守煌也沒有約談，如果是有職位倫理的疑慮，就應該報請行政院長處理；如果怕被吃案，就應該鼓起勇氣自己承擔，完成嚴謹的內部調查，該函送監察院就函送監察院、該起訴就起訴。居然，沒有查訪當事人、沒有辦法掌握關說之具體手段及考慮關說的政治文化，就自以為犯罪違紀事實明確，那我們只要檢察機關就可以了，法院都可以關門了。（作者為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