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10 台大法律學院教授、刑事法研究會執行長

日前，司法院院長被提名人許宗力教授，提出包含「改革終審法院」等五項司改政策，原已沈寂數年的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開庭辯論及統一見解問題，再度浮上檯面。此外，前交通部長郭瑤琪大張旗鼓聲請檢察總長提出非常上訴，理由之一便是認為：定讞有罪判決就貪污收賄罪的職務行為概念，採取了對被告最不利的「實質影響力說」，而非最有利的「法定職權說」；這極端兩說同時並存、因案而異的司法現象與亂象，一直是司法公信力被質疑的導火線。

本來，在「法治國圖像」的司法制度中，既是法律審、又是全國民刑案件終審機構的最高法院，負有維護個案正義、確保法律適用一致性以及促進法律續造的重大功能，這已是老生常談。然而，最高法院始終無法發揮上開功能，正是幾十年來我國司法制度的「戈第亞結」（Gordian knot），迄今未解。回顧自一九九九年以來吹起司改風，儘管把訴訟制度改到天翻地覆（風暴中心的刑事訴訟法，自當年起算總共修法二十六次，修正條次早已超過半部法典），但做為龍頭的最高法院，仍未改頭換面。長期以來，主宰我國司改主流的「換主義、救司法」論調，早已捉襟見肘，既梳理不出戈第亞結的繩頭何在，也欠缺亞歷山大大帝般「to cut the Gordian knot」的見識與魄力——既然如此，「改良」十幾年後仍毫無起色的司法信賴，又何足為奇呢？

常態性開庭 推動法律辯論

於當代的法治國，法院本來就必須藉由一套合乎「公平審判」要求的公開程序踐行，始能建立自身判決的司法信賴，而一槌定音的終審判決，更是位居公平審判保障的樞紐地位。一旦最高法院自身程序失去了公平審判的印記，而全國各級法院又是「唯終審見解馬首是瞻」時，就會形成糾纏司法的戈第亞結。若欲解開此結，唯有大刀闊斧，從最高法院法律見解及終審結論之「形成過程」著手。

「形成過程」的核心是開庭。以德國終審法院為例，自十九世紀帝國法院時期以來，即維持常態性開庭，現今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員額及庭數雖少於我國最高法院，但其民刑事庭每年合計開庭數百件，審判期日並公告於該院網站；兼具憲法法院性質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每年平均開超過八十個辯論庭，且文字及影音資訊皆於網路公開。反觀我國最高法院，自開院以來的民刑開庭總數，則是屈指可數，二○一二年四月底，最高法院繼廢除保密分案之後，終於召開了十五年來首度刑事辯論庭，備受各界期待與矚目。儘管終審法院轉型的曙光乍現，惟後續發展卻令人扼腕不已：所謂的最高開庭，跳脫不出「死刑量刑辯論」的格局，也走不出「教化可能性」的死胡同，更忽略了「（不限於死刑的）法律辯論」才應該是最高法院的開庭主軸！前述的「職務行為」應採何說，就是一個無關死刑但具有原則重要性及開庭必要性的典型事例，而樹立公開透明的「法律見解形成過程」，更是未來建立司法信賴的不二法門。

設置大法庭 統一法律見解

其次，「司法不只是要公正，而且也要看起來是公正的！」最高法院若是「一庭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不但從一開始就喪失了外觀上的公正，所謂確保法律適用一致性的基本功能，也將淪為海市蜃樓，更徒增電視名嘴見縫插針、攻訐司法的素材。遺憾的是，我國法院見解自相矛盾、背道而馳的事例，罄竹難書，除前述貪污賄賂罪職務行為之事例外，再如關於食安法攙偽假冒罪，從富味鄉、正義、頂新到味全等案，各級法院所採見解往往南轅北轍；如何防止裁判歧異，早已是燃眉之急的司改問題。有鑑於此，幾年前司法院亦曾草擬於最高法院增設大法庭的修法草案，以期重構「防止裁判歧異、統一法律見解」的機制，最後虎頭蛇尾、無疾而終。

總言之，唯有揮刀斬結的見識與魄力，才能解開糾纏台灣司法的戈第亞結，也才能打造符合當代法治國圖像的最高法院和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