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02

本人於十月三十一日在貴報發表〈給許宗力院長的公開信〉一文，翌日金恒煒先生在〈我們的憲法，我們的司改！〉大作中，對於拙文多所指教。謹借貴報一隅，回應如下：

第一，金先生質疑本人先後給總統、院長公開信，是服膺政從上出，把改革希望寄予上位者。然而，公開信是將內容公開發表，無非希望更多讀者瞭解，自然具有宣揚理念的作用，筆者真正的目的，是與社會大眾對話。

大陸流亡作家余杰曾說：「台灣是一個分裂社會，但其分裂本質並不是省籍、族群或政黨歸屬的差異，而是臣民、公民兩種身分的對立。」而筆者在所撰寫的《轉型正義與司法改革》一書中，也特別強調：「我們生活在有幾千年歷史的華人社會中，如果沒有對這文化有足夠地認識與理解，並深刻省思它可能無時無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思考邏輯與價值判斷，又如何擺脫這威權文化幽靈的糾纏？」這也是筆者倡議司法權具有抵抗「多數人暴政」，以及法律人應與公民社會開展對話，共創憲政民主文化的原因所在。

第二，福山在說傳統中國是第一個建立非家產制現代國家的同時，也指出：「儒家認為規範人們生活的基準應該是道德，不是法律，法律比較像是仁慈的統治者所賜予的禮物，政府只是用它來行使權威與維護公共秩序，因此直到今天，法律從未成為約束政治權力的根本力量。」而筆者並未讚揚傳統中國，反而稱許台灣成為少數將政府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華人社會，並希望許院長善盡「憲法守護者」之責。

第三，金先生所提「台灣人民要思考台灣如何進行真正的轉型正義」，筆者非常贊同。因為台灣雖然歷經威權統治，但未曾透過審判來探尋歷史上的爭議事件，重現罪惡的過往，儒家三綱五倫的和諧與尊卑文化、科舉取士的「官本位」價值觀、法律刑罰化等威權意識，未曾遠離我們的日常生活。因此，唯有推動轉型正義，讓歷史在司法正義的過程中，扮演「法官」的角色，我們才能走出認同混亂、價值迷失的泥淖，並讓法律人記取教訓，做個有歷史記憶的法律人。

還望金先生體察筆者的真意！（作者為台灣高等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