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25

偉大的詩人，必定也是偉大的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廿世紀愛爾蘭傑出詩人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葉慈（W. B. Yeats）就對政治及社會的混亂作了非常精準的描述。所謂的政治混亂，乃是「中道難守」，萬事萬物則告解離，淳厚的風俗蕩然，整個國家「上位者毫無信心，下焉者都是滿腔的激情。」

當權者中道難守 社會騷亂必起

因此所謂的「混亂」，是和政治的變遷密切相關的。如果政治變遷，當權者不能堅守中道，必然使得各種激進勢力崛起，於是每種人都認為自己吃了虧，大家都追究自認的正義。由於當權者放棄了應該堅守的中道，他們自然隨波逐流，淪為「平庸」（Mediocrity）。「平庸」指的是缺乏治國的理念和作為，它只求沒事般的平安過日，最後自然是平安不可得，反而是社會因為平庸而更加騷亂。

前幾年，紐約大學的法律心理學教授蒂勒（Tom R. Tyler）曾對美國民眾為何會服從法律及規則而不惹事鬧事，作了實證的調查研究。他的研究團隊最後發現到，訴諸「認同論」、「衝突論」、「懲罰論」或「權威論」，都無助於人們的守法守紀，只有堅守做事的「程序正當性」，才可形成有效的治理，始能重建法律命令的權威，讓民眾對行為規範知所節制和順從。蒂勒教授從心理學角度討論社會的秩序，其實也就是肯定了一種老生常談。那就是基於中道的有效治理，才是權威正當性的真正核心，訴諸其他價值，都無補於實際，只有興利才有其他。興利才可以收攏人心，興利之後的除弊，除弊的阻力自然無法形成。如果缺乏興利，只是在除弊上大肆炒作，則除弊的效果也將無所助益。

台灣從二○一四年起進入了政治改變的年代。二○一四和二○一六年兩次選舉，就是人心思變的結果。但人心思變是一回事，趁著這個難得的時機，必須有新型態的領袖人物崛起，則是另一回事。但由過去兩年的表現，我們卻可說，台灣的政治人物並沒有回報思變的人心，創造出新的治理模式，以至於今天的台灣反而是混亂的程度加劇，台灣的政治人物對不起思變的人心。

柯文哲只打弊缺政績 評比崩跌

就以台北市長柯文哲為例，他在人心思變的大環境下產生。照理說這個民間素人，最應該有素人情懷，對市政作出改革。但過去一年多裡，柯市長專心於主打前朝弊案，對自己任內應有的政績卻疏於照顧。當一個政府缺少了政績指向作為市政團隊的黏合劑，於是整個市政團隊相當鬆散，少了新氣象，一年八個月裡，市政團隊走了十二位一級首長。如此鬆散的市府，乃是歷任市府之最。柯市長的折舊速度之高，已是歷任之僅見。最近「天下雜誌」對廿二個縣市長作了評比，柯市長居然沉淪為倒數第二名。柯市長沒有做甚麼壞事，但也沒有做甚麼好事。現在時代變了，沒有做甚麼好事，就已是一個政務官最大的缺點。我對柯市長曾期望極深，而他竟沉淪如此之速，真應了「在那裡站起，也在那裡摔倒」這句老話，這也印證了一個政府如果缺乏政績指向，它是難以持久的。

柯文哲症候群 蔡政府應引以為戒

而這種「柯文哲症候群」，現在也發生在蔡英文政府身上。最近「台灣指標民調」發布了最新民調，蔡英文總統的執政表現，有四十．八％滿意，四十一．八％不滿意；而林全內閣則是三十一．七％滿意，四十七．二％不滿意。蔡政府百日還沒有多久，就已經不滿意度超過滿意度，這是非常的警訊，我們可以作如下的解讀。

─蔡政府打從上任起，就沒有堅守住「中道」立場。自從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起，蔡政府就顯露出它的「媚俗」傾向。而由普遍的經驗，若一個政府對陳抗「媚俗」，各式各樣的陳抗就會受到鼓勵。過去每年行政院大門口陳抗事件不過五十起，林全政府不過百日就已達到一半，政府的「媚俗」已打開了陳抗爆炸的新時代。

─蔡政府的出現，深綠的人士受到鼓舞，他們透過運作、施壓，以及名嘴的造勢，使得政府的決策範圍開始被壓縮，遂日益無法與中道接近。當這個政府與中道日遠，它的決策就失去彈性，它所造成的風險就會增加，衝突性也開始增加。時代變遷後的政府，實應當有自我定位的能力，但新政府顯然缺乏自我定位的本領。

─由於政府平庸，所以經常都是想到哪就做到哪，每次做事都不知所云。一個兆豐案，搞到現在仍是瞎子摸象，不知所云，兆豐案的無能真是少見。另外，政府做事都是想到哪就做到哪，因而每次都捅到新的馬蜂窩。稍早前的雲林小學遷校風波，最新的老屋買賣需要健檢，都是思慮不周，因而治絲益棼，沒事惹事所製造出來的麻煩。政府做事，最忌諱出現這種反面案例，因為它對政府治理的正當性有極大的破壞力，當這種案例多了，政府就失去了公信力。

因此，無論是台北市的柯文哲政府，或是蔡英文政府，都應當以目前出現的警訊為誡，努力於尋找新的中道治理價值，重建正面的政績指向的新標準。當它成了一個新政府，它就不再是某種顏色，而應該變成基本色調不變的彩虹色。這是需要自我努力的新方向，而這正是歷史演變過程中，過渡型政治人物應具有的使命感！（作者為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