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2月16日訊】

「長征」對中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自1949年竊取政權後，中共為維持其統治，更是極力向人民宣傳「長征是北上抗日」，途中的遵義會議首次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地位。但是據大陸歷史學者最近披露，「長征」的真相被刻意刪除，中共的有關敘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斷進行歪曲編造。海外歷史學者則早已經用大量歷史事實說明：所謂的紅軍「長征」其實是假抗日，真逃亡。

今年2月12日，美國之音報道了中國大陸歷史學者高華在大陸媒體上揭示出一些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真相，讓人們再度關注77年前這段被中共刻意歪曲篡改的歷史。讓我們抹去歷史深處的塵土與迷霧，去發掘一個真實的「長征」。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大陸著名現代史和黨史研究專家高華去年12月4日在《羊城晚報》發表題為《抹去歷史深處的塵土與迷霧———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長征》的文章，曝光了「長征」真相被刻意刪除，中共對長征的敘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斷進行歪曲編造。

高華在文章中披露，1936年，中共紅軍到達地瘠民貧的陝北後，困難重重，外有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內部財力物力又極為短缺，很難養活幾萬人的軍隊和幹部。於是毛澤東號召經歷過長征的人寫回憶，目的是想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以爭取外國人對紅軍的物質援助。然後由左翼文人丁玲、成仿吾編輯，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徐夢秋統稿，從200篇稿件50萬字中篩選整理出回憶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由朱德題寫書名《紅軍長征記》，又名《二萬五千里》。當年親中共的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所著《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著中國》）一書中的許多素材皆取之於該書中的稿件。《紅軍長征記》整理完畢後，一直未能原汁原味出版發行，直到1942年才作為「黨內參考資料」給部分中共幹部，由總政治部付印，並要求接到該書的幹部「妥為保存，不得轉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高華認為，這本《紅軍長征記》的回憶文本的文獻價值最高，因為它最真實，最質樸，是迄今為止，所有有關長征回憶的最初形態。更為重要的是，這本回憶錄的作者在寫作時，思想上沒有受到過多條條框框的限制，不似後來的各種敘述已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寫作要求的影響。可是這本《紅軍長征記》卻長期沒有公開出版。1954年，中宣部黨史資料室將此書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在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上分三期發表。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變化是刪除了何滌宙的《遵義日記》、李月波的《我失聯絡》、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選本《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沒有收入何滌宙的《遵義日記》等5篇。

按政治需要任意歪曲編造的「長征」

高華說，以後有關長征的敘述就如歷史學家顧頡剛所說是「層累的堆積」。中共之所以不斷刪改有關長征的敘述，主要原因是「發現當年參加長征的紅軍幹部的某些敘述和已成典範的敘述程式有不吻合之處！」。也就是說，為了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而任意歪曲編造對這段歷史的敘述。

高華說，在「文革」十年，有關「長征」的敘述完全被納入到中共內部「兩條路線鬥爭」的政治框架，並演變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鼓吹個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異己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現了毛澤東和林彪並列在遵義會議的油畫，偽造歷史。文革之後，中共官方對遵義會議的介紹又做了新改變，例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和人民網報道稱「出席會議的還有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

但是，據美國之音報道，海內外一些相關書籍和人士，例如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王明的回憶錄、博古的侄子秦福銓、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國學者何方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都沒有提到鄧小平曾經參加過遵義會議。

遵義日記：紅軍在遵義下飯館 做皮衣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作者高華說，在人們的認知、記憶和印象中，參加「長征」的紅軍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而遵義會議則是決定紅軍和革命前途命運的一個劃時代的轉折。可是高華說，被刪掉的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卻寫了幹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紅軍幹部在1935年初進入遵義城後的十天裡，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還利用空閒時間，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減料，生了一肚子的氣。對遵義會議，反而沒一字的描寫。何滌宙的遵義日記還詳細寫到他在遵義的十天，既沒有去學校進行革命宣傳，又寫到紅軍幹部和遵義學生打籃球比賽，跳舞聯歡。高華認為此日記處處真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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