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2月16日訊】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的最高領導地位？

中共一直宣傳說，遵義會議在中共歷史上至關重要，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首次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最高領導地位。為此，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在60年代作詞，創作了大型音樂舞蹈節目《長征組歌》，歌頌「遵義會議放光輝」。但是《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張戎女士在書中披露，毛在遵義會議上只是加入書記處。蘇共莫斯科1934年1月認可的中共書記處有7名成員，四名在長征途上：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雲；另三名是留在蘇區的項英、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長王明、以及紅四方面軍首領張國濤。

高華也說，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期改組中央機構階段，進入了「中央常委會」。何方在其書中說，毛澤東雖然是政治局委員，但是，地位仍然在四名中央書記（政治局常委）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之下，沒有什麼「實權」。

美國之音的有關報道說，各種資料都顯示，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只是同周恩來、朱德一道，組成了紅軍最高領導機構「三人團」，成為最高軍事指揮部中的一員，主要任務是幫助周恩來。政治局常委分工是：博古負責組織工作，張聞天負責宣傳，周恩來管軍事，毛澤東幫助周恩來管軍事。

王明：毛篡改偽造歷史

關於遵義會議，據美國之音報道，王明在其回憶錄中說，毛澤東「力圖篡奪紅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和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但沒有成功。秦福銓在其書中說，遵義會議前一年(34年1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選出政治局委員12人：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項英、王明、陳雲、康生、任弼時、張國濤、毛澤東、顧作霖；並成了書記處(政治局常委)，由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項英四人組成，中共總書記由博古擔任。

王明說，斯諾（Edgar Snow）多次同張聞天、朱德、周恩來、博古、彭德懷及遵義會議的其他參加者談過話，這些談話記錄也都經過他們本人的審查，並發表在《西行漫記》中。王明說：「然而，在斯諾的書中，逐字逐句、從頭到尾、無論讀多少遍，都無法找到毛澤東後來所捏造、那種對遵義會議歷史的論述的任何痕跡。」在政治上，毛澤東並沒有因為遵義會議就當上了中共最高領導人。按照何方的書中所說，一直到了 1938年，中共最高層對外宣傳排名時，毛澤東排在第一的位置才固定下來。

辛灝年：「長征」是假抗日、真逃亡

200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著名歷史學家、《誰是新中國》的作者辛灝年先生首次以演講的形式呈現了這場偉大抗戰的歷史全貌。辛灝年先生用大量歷史事實說明：蔣介石領導國民政府和國軍堅持14年英勇抗戰是血寫的事實，而共產黨所宣稱自己是抗戰「中流砥柱」是墨寫的謊言，中共紅軍所謂的「長征」實際上是假抗日、真逃亡。

1934年10月，在江西進行蘇維埃紅色武裝暴亂的中共中央紅軍反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失敗，倉惶「逃跑」。中央紅軍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後再南逃至貴州東部，因先後想在湘西和貴州東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目的破滅，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並在此與從大別山逃亡5千里而來的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合。毛澤東跟張國燾分裂後，紅軍繼續向西逃亡。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肅俄界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做出決定說：我們現在只能夠走一條路，那就是通過甘肅河西走廊，打通進入蘇聯的道路。後因無意中發現陝北還有一支劉志丹帶領的紅軍，再向西逃亡太危險，於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在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留在陝北領導全中國的革命。1935年10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講話稱「要在陝北來領導全國的革命！」辛灝年先生請大家注意毛的這個講話，不是「要在陝北領導全國的抗日」。

反對毛澤東假抗日 王明被下毒

辛灝年在《誰是新中國》下卷中指出，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蘇俄斯大林命令中共從「反蔣抗日」走向了「聯蔣抗日」。但是毛澤東和中共卻在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對內制定、並推行了一條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統戰路線。顯然，這很快就引起了斯大林的強烈不安。蘇共斯大林需要中國的抗戰來解除日本對蘇聯的威脅，斯大林擔心毛澤東的陰謀擴張路線會造成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破裂，內戰爆發和中國抗戰失敗，從而陷蘇聯於兩面作戰的境地。為了使中共服從蔣介石的統一指揮，並為加強中共對共產國際政策的貫徹，斯大林乃決定派遣王明回國。

王明認為「抗戰高於一切」，王明在「挽救時局的關鍵」一文中指出：「目前挽救時局的中心關鍵，在於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團結。」 而 「團結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確方案，便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稱，「要更加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就必須鞏固與擴大我國兩大政黨 ——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親密合作」。

       王明認為，更加鞏固和擴大兩黨合作的障礙，在於有一些人「忘記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統一戰線的最主要的共同綱領，忘記了以抗日與否來劃分友敵的最主要標準……忽略了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言行準則……」。王明甚至在該文中真誠地指出：「國共兩黨都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國民黨中也沒有什麼法西斯蒂派……國共兩黨應該互相監督、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共同勝利……共同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王明反對毛澤東的假抗日、真擴張的策略，自然遭到毛澤東的嚴酷報復打擊。張戎女士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第24章中披露，1941年10月，王明在延安看到蘇共季米特洛夫給毛的電報，裡面問了15個嚴厲的問題，包括：中共準備採取什麼實際行動打擊日本，以阻止日本與德國夾攻蘇聯？手上有了莫斯科對毛不滿的證據，王明膽子壯了，抓住這個機會打算東山再起。在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拒絕表態說毛一貫正確，反而批評毛的抗日政策，說在這個問題上正確的不是毛，而是他。王明要求跟毛在黨的「七大」上辯論，說他決心與毛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

毛澤東怕自己輸給王明，決定除掉這個莫斯科信任的異己，一位姓金的大夫替毛給王明下毒。王明服了金大夫的藥，出現一系列「汞中毒現象」。後來王明病重，莫斯科堅持要王明到蘇聯治病，王明才得以逃脫毛澤東的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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