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 從人道主義出發 
      要想究竟超越「國」恥，吾人必需建立起以「人」為出發點的歷史觀，以人道主義為前提，反對任何人壓迫其他人的行為，不論是你那一「國」的人。 
       在曹長青主編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時報）一書的前言中，有一段話讀之令人動容：「中國知識分子應該站在超越種族、膚色、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角度，站在自由高於一切的人的角度去審視西藏以及一切種族衝突。如果說做一個中國人就必須是一個沙文主義者，就必須是一個『大中國』情結者，那麼這樣的中國人在這個地球上消失得越快越好。中國人、日本人、美國人……是哪國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人！有人的觸覺，人的情感，人的思維，看重人的自由和尊嚴」。（頁16）
        時下有些人常愛逼問他人：「你是中『國』人嗎」？我認為：先反問自己「我是『人』嗎？」可能更為重要。不從根本的人道主義出發，滿腦子盡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沙文主義思想，終究難以超越「國」恥。 
(肆) 超越全然負面的帝國主義論述 
       1915年，陳獨秀在《新青年》的發刊詞當中寫到：「吾國自通海以來，自悲觀者言之，失地償金國力索矣；自樂觀者言之，倘無甲午庚子兩次之福音，至今猶在八股垂髮時代。」（〈敬告青年〉，收入：張忠棟等﹝主編﹞，《什麼是自由主義》，唐山，頁6）他將「國恥」視為「福音」，顛覆了全然負面的帝國主義論述。無獨有偶，胡適也「讚嘆」過帝國主義者：「我們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我們焚香頂禮感謝基督教的傳教士帶來了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我們十分感謝這班所謂『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會』『不纏足會』，開設新學堂，開設醫院，開設婦嬰醫院」。（〈慈幼的問題〉，收入：《胡適作品集(14)》，遠流，頁245） 甚至，柏楊還「惋惜」鴉片戰爭來得太晚，而且認為「這個『國恥紀念』，實際上是對我們醬缸文化的強大衝擊，沒有這一次衝擊，中國人還深深地醬在醬缸底層，僵死在那裡。」（〈中國人與醬缸〉，收入：陳麗真﹝編﹞，《柏楊‧美國‧醬缸》，四季，頁237-238）。另外，讀過《文化苦旅》者，一定曾讀到余秋雨對帝國主義者的「信賴」：「偌大的中國，竟存不下幾卷經文！比之於被官員大量糟踐的情景，我有時甚至想狠心說一句：寧可存放在倫敦博物館裏！」（〈道士塔〉，收入：《文化苦旅》，爾雅，頁10）百年前敦煌石窟的文物，一邊被帝國主義者大量搬走，一邊則被中國官員大量糟踐。兩「苦」相權，余秋雨寧可「信賴」帝國主義者。

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一切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行為固然都應該被批判。然而，帝國主義者與現代文明之間有著複雜的辯證關係，從文化的層面來看，吾人也不可否認某些帝國主義者曾給被侵略者帶來若干正面的現代文明。比如：沒有鴉片戰爭（南京條約，香港被英國殖民），恐怕就沒有日後的東方之珠；沒有英法聯軍（天津條約，台灣被迫開港），彰化人恐怕就沒有機會在百年前開始享用「彰基」所帶來的現代醫療。甚至，若無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台灣脫離腐敗的滿清），台灣某些文明的進程可能會嚴重遲緩。從這裏庶幾可以體會陳獨秀的「福音說」以及胡適的「讚嘆」、柏楊的「惋惜」和余秋雨的「信賴」。 
      在批判帝國主義罪惡之餘，被侵略者恐怕也要自我反省：「帝國主義者能（產生許多正面的現代文明），為何自己不能？」與其自怨自艾，將自己的不幸都歸諸於他人的侵略，不如反躬自省，從苦難中產生正面的教訓。 

(伍)以民主「回應」外來的「挑戰」
      英國大史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提出「挑戰與回應」（challenge-and-response）一說，主張文明的起源與成長在於該文明能否成功回應環境的挑戰。用此一角度來檢視近代中國「國恥」的來源，究竟是列強的「挑戰」太嚴重、還是中國的「回應」不及格？恐怕後者的成分要比前者來得多。這點由中、日兩國皆從19世紀中葉開始「回應」列強的「挑戰」所得到的不同效果可以看出。
      也就是說，中國的「國恥」的問題並非出在中國沒有「回應」，而在於「回應」的方向不夠正確所致。從1860年代開始，中國為了「回應」西方的「挑戰」，歷經了器物、制度等不同層次的改革，然率皆失敗。甚至革命成功之後，中國的內憂外患並未因此而結束。於是，民初新文化運動者認為應將「回應」的重點提昇到文化層次。於是他們竭力地頌揚足以代表西方近代文明精髓的民主與科學，特別是民主的啟蒙價值。然而，這股「啟蒙」的自由民主力量受到主張「救亡」（挽救國家的危亡）之民族主義勢力的衝擊。這時候，胡適認為應該「努力向民主主義的一個簡單目標上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麼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國際的中國〉，收入：《胡適作品集(9)》，遠流，頁94）也就是說，「啟蒙」應先於「救亡」。可惜，當時整個中國的走向最後是「救亡壓倒啟蒙」（李澤厚，〈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收入：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其結果深深地影響往後中國的命運：當外部的帝國主義者逐漸遠離之時，內部的極權主義者則迅速地取而代之，成為中國人民最主要的壓迫者。 
       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中國早已遠離帝國主義的感脅，不再有「救亡」的問題。然而，當年為了強調「救亡」而燃起的民族主義狂潮至今卻不減反增，民主自由的「啟蒙」力量依舊微弱，甚至不及民初。於是在21世紀初，中國竟然出現許多非常不可思議的怪現象，比如：一個挾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成功申請到主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國家，竟然連自己同「民族」的人民修練真善忍的法輪功「運動」也忍心大肆鎮壓。更怪的是，昔日中國口中的帝國主義者（特別是所謂「美帝」），反而苦苦哀求中國的統治者放過這些不過只是練練氣功的中國人，結果總是得到一句「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的回報。因此，只看到中國申奧成功就以為「中國人站起來了」、就以為「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是人也，非愚即狂。

      21世紀的中國人，當真超越「國恥」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