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教到「南京大屠殺」時，我都有著無限的感慨與不解。有一段文字我都會印給學生看：「湘軍『貪掠奪，頗亂伍。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被戳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均被虜），老者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方。』凡此均為曾國荃幕友趙烈文目睹所記，總計死者約二三十萬人」。 
      這段文字出自中國近代史權威學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所長郭廷以所著的《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頁169-170），主要在描述1864年曾國荃（曾國藩弟）率湘軍攻入南京城後的情景（原始資料參見：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相較於1937年日軍版的「南京大屠殺」被一再強調，這場湘軍版的「南京大屠殺」顯然少被中國史家提及。大概是擔心讀者看了之後無法接受滿口「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語出曾國藩，〈討粵匪檄〉）的湘軍，竟也會幹出同太平軍一樣「荼毒生靈、蹂躪州縣」（曾國藩罵太平軍之語，同上文）的勾當。 
      細看這段文字，從屠殺的慘狀到死亡的人數，較之73年後日軍版的「南京大屠殺」皆不遑多讓。令我感慨的是，中國人的自相殘殺竟不輸給外族的殺戳！而令我不解的是，為何許多中國人對「國恥」的思維總是停留在批判他國壓迫中「國」的「恥」辱，卻不敢面對中「國」人荼毒、蹂躪中國人之「恥」？
(壹)「國恥」者，「國」人自相殘殺之「恥」 
      就從「太平天國」談起。這場內戰至少造成2,000萬中國人的死亡，光是這個數字恐不下於鴉片戰爭以降中國人死於列強的總數，更不要說民初軍閥混戰、東征北伐、中原大戰、國共內戰乃至於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當中數倍於此的死亡人數。
      據統計，從秦始皇讓六國通通趴下，到「中國人」毛澤東「站起來了」的兩千多年當中，平均1年裡有5個月的時間中國人在互相殘殺。易子而食、析骸而炊的悲劇史不絕書。就以中國人最自豪的大唐皇朝來說，你能想像唐朝建立前後的18年間（西元611年到628年），內戰的結果導致全國戶數從890萬戶銳減至290萬戶，人口從4,600萬人銳減至1,600萬人，三分之二的中國人死於戰亂。好不容易盼到了「盛世」，沒多久好光景，一場「安史之亂」使得黃河流域人煙斷絕，獸遊鬼哭，中國人口從900萬戶銳減為200萬戶，四分之三死於非命，殘存者「以紙為衣」。到了唐末，歷經黃巢、秦宗權等戰火洗禮後的洛陽城，「只見遍地白骨，荊棘野草，一片荒涼，居民還不到一百戶」。其實不只洛陽，「全國都是地獄」，柏楊說。說到這裏，柏楊接著還講了一段士卒綁架平民到大街上販賣屠殺切割如同豬羊的「零賣人肉」故事。這位早年曾遭中國人構陷入獄而飽受苦難的中國人，走筆至此不禁長嘆：「中國人，你的名字是苦難！」（《柏楊曰——讀通鑑‧論歷史(六)》，遠流，頁1493-1495） 
       試問：此時「美帝」、「日帝」何在？製造中「國」人的苦難與「恥」辱者，不正是「血濃於水」的中國人嗎？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面對這類「國恥」，不少中國人（特別是統治者）不是矢口否認就是避重就輕。遠的不談，就以「六四天安門事件」來說，據報載，1996年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在被問到「六四事件」時竟聲稱「天安門廣場上沒死一個人」，問題發生在北京的東、西兩區及南區，照遲氏的說法，也只是「衝撞」而已。（ 1996年12月12日 《中國時報》第10版）到了「六四」10周年當天，有記者問中國總理朱鎔基的感想，得到的答覆竟是：「謝謝你們提醒我，我已經忘記了。」（1999年6月5日《自由時報》第3版）才幾年時間都可以把這場震驚世界的大屠殺忘得一乾二淨，這樣的中國人有什麼立場要求日本人不能「忘記」六、七十年前屠殺中國人的暴行？如果人民解放軍屠殺自己的人民都可以說成只是「衝撞」、甚至「沒死一個人」，這樣的中國人又有什麼資格批評某些日本教科書將侵略中國寫成「進出」中國、甚至否認有南京大屠殺？
     中國人超越「國恥」的第一步：停止繼續製造中「國」人的「恥」辱。 
(貳)「國恥」者，強「國」凌辱弱國之「恥」 
       我對「國恥」的第二個新解：凡是強凌弱者皆可恥也，他國欺侮中國固然可恥，中國侵略他國亦復如是。 
     《三國演義》第77回有這麼一段「故事」：話說關公被殺，魂魄不散，蕩蕩悠悠直至玉泉山，高呼「還我頭來！」老僧普淨對曰：「今將軍為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眾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這段「故事」雖非史實，但卻透露出深刻的文化意涵，多少反映出某些中國人缺乏同理心的性格，表現在對外的態度上就容易出現只批判他國欺侮中國，而無視於中國侵凌他國的史實。 
       歷史上許多中國人歌頌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多半是崇拜他們為中國「開疆拓土」的「豐功偉業」。然而這些中國人當中，恐怕很少有人能接受當年日軍是為了建立「豐功偉業」而去中國「開疆拓土」的說法。但是，這種標準不一的論述在中國史書當中俯拾皆是，特別是教科書。比如某教科書其中一節裡，前面寫漢武帝「平」朝鮮，後面則說吐蕃國王曾「入寇」中國邊境。令人不解的是，二者在本質上同是對外征伐的行為，為何前者曰「平」而後者曰「寇」？如果把動詞對調，說漢武帝「入寇」朝鮮而吐蕃國王「平」中國，可乎？甚至把時間拉到20世紀，若日本人也說1937年是去「平」中國而非入侵中國，中國人可以接受嗎？ 
      漢武帝當年遣使向西域大宛國索汗血馬，大宛不從，漢使辱其王而見誅，武帝怒而伐之，前後出動20萬人，花了4年時間「平」了大宛，得馬約3,000匹。試想，這場仗打下來雙方死亡人數會少於3,000人嗎？當真人命不如馬命？這是漢武帝的「豐功偉業」。另一位與之齊名的帝王「天可汗」唐太宗也曾用兵西域，消滅高昌國，理由之一是高昌國王竟敢自稱「可汗」。這般「可」堪「汗」顏的侵略行動，竟也成了太宗一朝的歷史豐碑。許多中國人日夜不忘要日本軍閥「還我頭來」，然而吾人不禁想問：「大宛、高昌等眾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 
      翻開歷史，中國在衰弱時期常遭外患，曾是「苦難的民族」，然而在強盛時期卻也常製造其它民族的苦難。因此，唯有將心比心，反對一切強凌弱的行為，中國才有超越「國恥」的可能。 

（作者係國立彰化高級中學歷史科教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2007年2月23日筆者按：本文原刊於《彰中人》，187期（彰化：國立彰化高中，2001年9月30日），第2版。今微幅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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