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特偵組對選前經告發的藍營高層所涉案件，一一簽結，此結果不令人意外，卻也讓人省思，台灣檢察權極缺乏外部監督，尤其是與日本類似案件對比，恐更顯薄弱。

    日本檢察官對於所有案件，皆擁有不起訴或起訴猶豫（緩起訴）的權力，再加上日本並無自訴制度，因此，訴追與否完全由檢察官獨占，權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針對檢察官不為起訴的處分，告訴人除可向上級檢察官為再議，以為自律監督外，任何人皆可向由公民所組成的檢察審查會提出申告，而成為抑制檢察權最重要的他律機制。而在過往，檢審會對於檢方所為的處分，若為不當決議，僅屬於一種參考，而無拘束檢察官之效力。但在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後，由於日本採行國民參審的所謂裁判員制度，所以同樣是由公民組成的檢審會，其決議效力也改成對於檢察官有拘束力，而不再只是花瓶。

    而在新制實施後不久，即發生執政的民主黨幹事長小澤一郎，涉嫌收受不法政治獻金的陸山會事件，在其辦公室遭東京地檢署特搜部大肆搜索，且其秘書及一位執政黨議員並因此遭逮捕後，立刻引起社會譁然。而特搜部如此沸沸揚揚的大動作，最終竟僅起訴秘書，而對小澤一郎，則以罪證不足為由，做出不起訴處分。如此的結果，引發輿論強烈質疑，並有市民團體向東京檢審會申告，檢審會在連續兩次要求檢方須為起訴考量決議，東京特搜部竟完全不予理會，而再為不起訴的情況下，檢審會終於做出強制起訴的決議。

     雖然案件因此被起訴，但若由一開始即不想起訴此案的檢方來擔任訴追工作，恐又會有「放水」之虞，因此，就由東京地院指定辯護人來擔任公訴的角色。雖然目前此案仍在審理，惟整起事件，卻將公民監督檢察權的機制，發揮到極致。

     相對而言，我國僅有經由再議所為的自律監督機制，雖然再議不成，仍可向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聲請，但成功機幾近於零。更慘的是，特偵組因隸屬於最高檢察署，其所為的任何處分，即是最終決定，根本連再議的機會都沒有。如此難於節制的檢察權，於現代法治國家，實難想像。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