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土地範圍並不大，選區劃分自然也趨於狹小，選舉人數自然不可能太多，這已使得賄選因子潛藏在台灣的大多數選舉中，尤其是縣市議員的選舉，目前仍採取中選區的多數當選制，只要得票數破五千，當選即無問題。

更糟的是，候選人為了節省成本，也會產生合縱連橫的買票現象，如縣議員候選人可能結合縣長與鄉鎮長候選人聯合買票，不僅可以節省行賄成本，更可使選民產生賄選金額比其他候選人優厚的錯覺。而在採多數當選制下，同黨候選人亦可能相互合作，以買票並輔以配票的方式，而得以使同黨候選人全數當選，而這樣的合縱連橫策略，更可營造出「一人當選、團隊服務」的假象。在此情況下，若欲增加行賄成本，勢必得從加強賄選的訴追著手。

欲增加犯罪成本，首要當然在於刑罰是否有嚇阻效果，惟針對受賄的選民而言，由於屬三年以下的輕罪，即使被查獲，檢方亦多以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對待。更可能的情況是，由於人數眾多，根本無從查起，所以針對賄選的訴追，基於資源的有限性，也只能針對行賄者。惟由於行賄方式的隱密性與日益精細化，欲訴追候選人有其相當難度，且遭查獲的樁腳，若堅持為個人行為，而與候選人無關，也只能以起訴樁腳為終，能產生的嚇阻效果自也有限。

雖然候選人可以不知樁腳行賄，而來免除刑事訴追，但奇怪的是，在當選無效的訴訟場合，法院卻可以買票行為係有組織、有計畫地進行，候選人不可能不知道為由，來判決當選無效，若果真如此，則候選人又何能稱其不知，而來免於刑事訴追？如此的司法同調，不僅使當事人難以心服，更不利於賄選風氣的根除。（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