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28

台灣近代史上有兩個人物，一是最近接受口述歷史訪談的張憲義，另一個是多次表達返台意願的林毅夫。前者是一九八八年叛逃到美國的前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長；後者則是一九七九年叛逃到中國的前金門防衛司令部馬山連連長。兩人離開台灣時都具有軍職身分，當年，也都被視為是叛國者。

林毅夫是戍守最前線的上尉，當時攜帶軍籍證明及有關資料，從金門泅游到廈門投共；張憲義則是被美國中情局（ＣＩＡ）吸收為間諜，將當時台灣已經發展到接近完成階段的核武機密交給美國政府，導致後來中科院設備遭美突擊拆卸。

時隔二、三十年後的今天，重新看待這段兩蔣時代的過往，由於林毅夫曾經是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張憲義則在愛達荷州的國家實驗室工作，均屬專業人士，同時兩人都已退休，許多翻案與平反的討論因而不時出現。

林毅夫案在陳水扁執政時期，一度以他是宜蘭子弟理由，成為當時民進黨政府是否准許其返鄉探親的議題，到了馬英九主政，林毅夫的中國全國政協常委身分，同樣受到國民黨政府的同情。至於張憲義，則是在二○一六年政黨即將輪替的此刻躍上檯面，美國究竟是不是敵國？在這個案子中被作史者代為提出。

對於三十五歲以下的台灣年輕世代來說，這是兩段發生在他們出生前的故事，對於事件本身有多少認識是一回事，根據基本事實有何詮釋，必然是更為多元的意見。但是，將這兩個案子放在一起比對，兩個軍職棄置交付的任務，一個跑到中國，一個跑到美國，不論原因動機是什麼，如果是在今天發生，會因台灣業已民主化這個時空環境的改變，而有不同的評斷嗎？

這個問題，首先就要面對所謂的背叛國家，是否依據投靠的國家是敵國或非敵國而作判定？事實上，在承平時代，從現行刑法中有關內亂罪（第一○○條至第一○二條）、外患罪（第一○三條至第一一五條）以及妨害國交罪（第一一六條至第一一九條），是以外國、他國做為規範，並不侷限於開戰中的敵對方為對象。中國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目前仍是台灣最大的外部威脅，多數民意認知其為敵國，應該爭辯不大；至於美國，相信國人也同意這是一個非常典型具有競合關係的外國，雙方有許多利益一致之處，也有相當利益衝突的所在。尤其做為軍人，接受國家委任，竟將軍事機密交給外國，當然背叛了國家，並構成外患罪，何況張憲義在ＣＩＡ協助下離境，並在美國參加秘密聽證後，造成國家實際的損害，這絕不是以未背叛台灣、僅背叛郝柏村等某個將領，所能合理解釋。

藉由利益交關的事件，來清楚界定我國與他國，不僅僅是忠誠問題，這同時是脫離任一強權附庸思維，共同建構台灣做為一個國家，理應深植人心之主體意識的再確認。唯有如此，台灣才可能走出長期被加諸的殖民史觀，告別過去父祖時代的歷史牽扯。

其實，對於三十五歲以下、也就是一九八○後出生的台灣人來說，以上這些問題像呼吸一樣自然，實在不構成問題，但是目前台灣的掌權世代，也就是在政界、企業、社會、文化等各領域，控制較大話語權者，仍有不小比例還陷在這種不知道我就是我的迷糊裡，無法正視台灣不是哪個國家之尾巴國的事實。這種現況若不充分的自覺，不利政府政策與社會共識的形塑，影響台灣一致前進的速度，也會擴大世代的歧見。

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更值得深思的是國家利益的問題，過去國家利益的決定或許存在未經民主程序的瑕疵，但今後台灣的最大利益在多數同意下，理當成為共同體對外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