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6

鴻海接連的加薪是在其深圳富士康公司發生一連串員工墜樓事件後宣布的。當時和富士康事件同樣引人關注的還有日本本田公司在中國的生產企業因薪酬原因罷工的消息，結果罷工以加薪復工的方式和平結束。目前並無正式的調查結果顯示富士康的自殺事件和低工資或者勞動條件惡劣有關。但對資方來說，加薪無疑是順手的「救火」措施。

從富士康墜樓到本田罷工，一個消極、一個積極，兩條道路的結果都是員工薪水的增加。兩件事湊在一起，讓一些西方評論人士驚呼：中國的「外資樂土」時代已經，或者至少開始結束了。

果真如此嗎？

富士康加薪消息一出，鴻海股價週一一度下跌6%，不過很難判斷其中多少是受加薪影響，多少是對股市整體震盪的反應。不過台北《工商時報》指出，富士康加薪2/3，可能導致鴻海獲利減少1/3，直接影響股東收益。同時有分析認為，富士康的同業企業也將受到加薪壓力。最後，將有企業不堪勞動力成本增加而遷到勞動力更為低廉的印尼、泰國、越南。但這種分析可能僅僅是理論上的。

首先，實際上印尼的工資要求未必比中國低，而罷工頻繁的越南勞動者權益意識顯然比中國強，泰國的局勢還不知道什麼時候真正穩定下來。其次，至少在中國人口結構徹底老齡化之前，中國的勞動力還是「無限供給」的。你嫌工資低？你身後還有人排隊等著要打這份工呢！深圳工資太高？中國西部不是敞開了歡迎資金去開發嗎？

鴻海事件之後，大陸沿海台資企業考慮最多的不是離開中國，而是所謂的向內陸「西進」。台資也好，外資也好，也許廣東、福建對它們來說已經門檻漸高，但內地、西部還有無限「樂土」，何來什麼「時代終結」？

「地板工資」非偶然

上述兩起勞資事件塵埃基本落定之際，中國官方新華社的《瞭望》新聞週刊載文批評部分在華外企「工資維持最低標準」，迫使員工「靠加班掙錢」。記者文章指出，大量外企一線工人的收入和社會平均工資與物價水準相比，增長「緩慢甚至停滯」。原因是這些企業僅願意執行最低工資標準這個合法底線。

企業是經濟動物，能扶危濟困、熱心公益固然更好，但無法期待他們心甘情願地按比最低工資更高的標準善待員工。這裡就有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誰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不還是地方政府嗎？為什麼最低工資讓工人收入增加「緩慢甚至停滯」？不還是因為地方政府想招商引資，怕高標準嚇跑了「金鳳凰」嗎？二是，工人面對名副其實的「最低工資」為什麼不能討價還價？除了前面說過的勞動力過剩，名存實亡的工會、「穩定壓倒一切」的為政邏輯才是工人面對資方時那種無力感的根本來源。

「國民待遇」在哪裡？

光看《瞭望》的文章，彷彿很多外企工人是「不如人」的一群。但問題是，文章拿來和外企工人工資比較的，是「社會平均工資」，也就是說，是包括了高收入者的工資在內的。如果拿中國其他公私企業工資和外企工人工資相比，後者還算是相對幸運的一群，不然為什麼人們對外資企業工作趨之若鶩？

    勞資糾紛的增加、貧富差距的擴大，讓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今年相繼提出要讓勞動者「體面勞動」、「有尊嚴地生活」。但問題僅僅是一個薪酬嗎？中國改革30多年來一個結果是：中國政府的財政能力增長遠遠高於GDP的增長，國民收入增長又遠遠低於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收入上的「國富民窮」、發展機會上的「國進民退」都是不爭的事實。

    如果一個國家不能給自己的國民以公平對待，又如何能期待外來資本善待他們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