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提法只適用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段時期，不適用於初級階段整個時期。

“效率優先”不是不可以講，但應放到應該講的地方去講，而不是放在收入分配領域。

把“效率優先”放在發展生產的領域去講，非常合適。這是它永遠的存身之地。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2005年）文件有許多新的精神。其中一項是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而不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其實如果我們注意，在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文件中，已經不出這一提法。這次會議繼續淡出此題，表明了中央貫徹科學的發展觀，重視構建和諧社會的決心。這一舉措深受廣大群眾的歡迎。經濟理論界和媒體的一些同志，由於學習體會中央精神不夠，囿於習慣，仍不時有宣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論述出現。為了深入領會中央關於收入分配問題的指導精神，有必要理清“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並不符合當前形勢要求的理由，並把“效率優先”這個提法，放到該講的地方去講。我以為，比較重要的理由有以下幾點：

　　第一，“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意味著把經濟效率放在第一位，把社會公平放在第二位，兼顧一下。這怎麼也同“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搭不上界。這個提法只適用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段時期，不適用於初級階段整個時期。

　　第二，小平同志講“在本世紀末（即2000年）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貧富差距）問題。”如“公平”放在兼顧即第二位的地位，就不可能突出地提出和解決社會公平問題。這與小平同志的指示相悖。

　　第三，現在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社會不公平造成許多矛盾緊張與社會不和諧現象，潛伏隱患，不時爆發。如繼續把社會公平放在“兼顧”的第二位，與我黨構建和諧社會的宗旨不符。

　　第四，按國際公認分配公平指標，中國基尼系數已達0.45以上，超過國際警戒線﹔超過資本發達國家如英、美、法（基尼系數0.3-0.4）和資本福利國家如挪、瑞（基尼系數0.2-0.3），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不僅遠大於資本主義國家，而且是中國歷史上貧富差距空前大的時期。如果再拖下去，把公平放在“兼顧”的第二位，如何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稱號相匹配？

　　第五，“效率優先”不是不可以講，但應放到應該講的地方去講，而不是放在收入分配領域。效率、效益、質量一系列概念是與速度、投入、數量一系列概念相對應的。我黨轉變增長方式（即發展方式）的方針要求把質量、效益、效率作為經濟增長（發展）的最主要因素，而把投入、數量和速度放在適當重要地位。對生產領域來說，可以講“效率優先”“兼顧速度”，把質量、效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主要靠拼投入、增數量來實現經濟增長。這符合正確的“發展是硬道理”的大道理。因為不是任何發展都是大道理。不講效益、不講質量的發展就不是大道理，而且照這樣粗放地發展下去，其后果很令人擔憂。鄧小平說“只要是講效益，講質量，就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所以，把“效率優先”放在發展生產的領域去講，非常合適。這是它永遠的存身之地。

　　第六，在分配領域，效率與公平原先人們設想的是trade'off（交易）的關系，即在一定范圍內擴大收入分配差距有利於提高效率，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不利於提高效率，所以有優先兼顧之說。但是后來大家研究，兩者之間不單是trade'off的關系，而且應當是辯証的矛盾統一的關系，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和過小都不利於提高效率。所以就不存在哪個優先哪個兼顧的問題，要辯証統一地考慮。

　　第七，有人說，初次分配可以講“效率優先”，再分配再講注重公平。難道初次分配社會公平問題就不重要？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的畸高畸低的個人收入，不是初次分配問題？有些部門、企業高管人員與普通職工的畸高畸低收入，不是初次分配問題？一些外資、內資工廠，把工人（特別是民工）工資壓得那麼低，而且多年不怎麼漲，過量剝削剩余價值，不是初次分配的問題？還有說不清道不明的許多不合理、不合法、不規范的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不是初次分配中產生的？初次分配秩序混亂，初次分配中的社會不公問題難道不需要重視、處理、解決？還要等到財稅等再分配杠杆來調節，這在中國是遠遠不夠的，是解決不了分配不公問題的。

　　所以，在收入分配領域不用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也不要再提“初步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而要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正如這次五中全會文件所強調的。這符合改革的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也有利於調動大多數人的改革積極性。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特邀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