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味書屋的一次講座中，一位聽眾問我：從嚴復一輩先賢下迄於今，六代中國人追求憲政民主，超逾百年。然而，放眼當今世界，特別是主要大國，民主已然蔚為普世之制，唯獨中國一家獨後。換言之，只有咱中國的民主法治遲遲不見落地。這是何故？有哪些問題值得一思而再思？這當然是一個問題，也是今天中國大家都在苦惱的事情。而且，不管迎拒，這都是一個回避不了的事情，眼面前的棘手的難題。包括官學兩界和一般民眾在內，四海之內的億萬華裔子民，無分左右，不論姓資姓社，相信均為此寢食難安。 

    不過，單說“中國的民主法治遲遲不見落地”，至少在詞義上不夠周延。實際上，放眼中華大地，不僅有“先富起來的”人群和地域，而且，也有“先民主法治起來的”樣本。【1】就民主言，臺灣是中國文明區域內率先進入民主體制的先進，標示著中國文化對於一切優秀文明因素的接受意願和吸納能力，彰顯了清末變法以降中國社會主流政治意志終成善果。【2】就法治看，香港堪為樣本，當然，也是個特例。在此，如果說香港的法治成因中不能排除一段殖民地的歷史背景，正如其迄今“有自由，無民主”同樣源於這一歷史背景的話，那麼，台島的民主可是儒家文明的中國社會自我打拼的結果，一種演生秩序和移植秩序的相輔相成之作，對於整個大中華範圍內的民主建設，特具典範意義，儘管它也仍未臻達成熟的民主階段，鬧劇連連。同時，即就中國大陸晚近三十年的民主法制建設而言，無論是在“規範”的文本意義上，還是政體本身對於合法性和正當性的自覺，抑或社會的多元趨向、自我組織能力與寬和包容胸襟，均未達民主之列。其之實實在在，一如中國的民主法治至今的確遲遲不見落地。事情本身如此，糾纏交結，非人力所能即刻奏效。而且，理論邏輯代替不了歷史邏輯，著急和憤懣都於事無補，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 

    要說清這事，還得回頭從歷史講起。中國這一百多年，是一個多重主題變奏的歷史進程，但核心問題不外乎“國家建構”，自“救國”而“建國”，經由“建國”而“救國”。首先，西方列強打上門來，導致“救亡”成為當務之急，引發梁漱溟先生所說的“救國、建國”之前項。由此，同樣是不期然而然，有所然而後然，引發出了中國社會文化歷史轉型的必然性和緊迫性。而“救亡”或者“救國”，恰恰是這一歷史轉型的第一主題，不可回避，也無法回避。圍繞著國家建構的“救國”和“建國”，構成了整個這一轉型時段的時代主題，延綿至今，尚未完結。

    也正因為西方列強打上門來，救亡不可回避，所以必須建立民族國家，自朝代政治、王朝政體遞次轉換為民族國家體制，賦予中國一個現代形貌，再求進境于民主法治，形成中國的國家能力。如此才有可能“救國”，也才能救得了國。實際上，其一脈綿延的基本歷史邏輯就是，初期模仿列強，先自上層建築入手，砌築中國的現代形式，至少先搭起個大框架，進而追求後續諸項，也才談得上後續諸項，以求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就是為什麼1911年的“第一共和”，於帝制崩塌後橫空出世，府院部局，像模像樣，有板有眼，雖然社會本身一仍其舊，人民還是那群人民。其間的理路在於，“救國”在先，“救國”必須“建國”，也必將導向于“建國”，而“建國”正在於“救國”。於是，從一開始，“建國”就伴隨著“救國”同時發生，“建國”從破壞王朝政制、搭建現代國家制度的框架開始，而構成了近代中國社會歷史轉型過程中國家建構敍事的一脈不息源流。 

    如此這般，進而，話鋒一轉，為了“救國”而“建國”，則所建之國不僅當然滿載現代性視野下的國民美好願景，而且必須承載得起“救國”的當下殷殷託付。換言之，其之有心之外，複需“有力”，而且必須首先要“有力”，才能不負建國者的期望，也才能滿足救國者的託付。——短時間來看，一種集權或者極權的存在，恰恰有力量，其他的選項，只好靠邊站，也只能靠邊站，一切俟諸他日吧！所謂力量，不僅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式的力量，而且是“能夠”集中力量的力量呢！集中是多元的對立面，而民主恰恰以多元為基礎。職是之故，不難理解，相當時段內，國共兩黨，均不約而同地膜拜列寧，共同奔向這一政黨模式和政治形態。

    其間穿插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演的一大基本背景是，晚近一百多年恰好是資本主義席捲全球的時代，世界人類被迫經歷了亞當斯密式的資本主義和哈耶克式資本主義的兩度洗禮。換言之，這種市場的全球化伴隨著資本的全球化掠奪，使得中國被迫以小自耕農為主的社會經濟形態起而應戰，不僅要在應戰中迎接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挑戰，實現內部的自我轉型，包括經濟形態和社會政治體制的更張，而且，要於更張中穩住局面，不能因為更張而失於救亡。因此，無論是“應戰”還是“轉型”，對於當年中國這樣的“一盤散沙”來說，沒有“堅強有力的領導”，則萬事皆休。當年梁漱溟先生喟言，憲政不外乎“勢”與“理”兩相調劑後的統合之物，而中國各種力量之間無理可講，沒法溝通，又無一“勢”絕對獨大，大到足以統合的地步，故爾只好彼此火拼，打成一團亂麻了。而無論是“勢”還是“理”，不管哪一項，均非一蹴而就。所以，置此宏大世界背景下，整個“第一共和”就一直不曾共和得起來，最後還是共產黨有辦法，至少做到了一“勢”獨大，整個社會旋成一個鐵桶，不僅辦成了“救亡”的大事，更是完成了“統合”的大業。

    進而，1949年“第二共和”，西方人眼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紅色共產政權”成立之際，適值“冷戰”爆發，這使得中國處於一種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的封鎖與高壓之下，意識形態衝突、地緣政治角力與東西文明扞格混合一體，“反華”與“反共”遂攪成一團。它實際上造成了一個後果，即人民共和國不期然間擔當起受難者形象，身處角鬥士位置，反賦予了“紅色共產政權”以存在的根據。正如“一戰”後英法的貪婪和殘暴催逼出日爾曼的強烈民族主義，其實參與締造了德國法西斯，西方列強在“二戰”後的圍堵，恰恰為“紅色共產政權”的存續提供了依據。好比說，村莊或者街道，“聯防隊”的存在總是要以此地經常發生案件為必需。倘若幾十年來太平無事，甚至連隨地吐痰都不曾發生，那要聯防隊員幹什麼呢？他們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與功用了。恰恰昨天張家被偷了，前天李家被搶了，又有阿飛光天化日之下當街追逐良家女子，致使雞飛狗跳，此時此地，彼時彼刻，人們才會意識到並且樂於承認，“聯防隊很必要，聯防隊員真的很重要”。所以，恰恰是世界性的冷戰這一嚴峻形勢，反而使得“第二共和”政體獲得了存在的根據和理由。這就相當於1937年，日本鬼子打到中國，給予國共內戰中快要崩盤的那個武裝力量以喘息之機。傳說周總理還是毛主席，1972年接見來華訪問的日相田中角榮，說是“謝謝你們”。故事真偽撇一邊，道理則是地道的。

    其間徜徉的一個不可避免的思路，可能也是一種歷史邏輯就是，如果說為了使得救亡有效，應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挑戰有效，中國才想到了制度建設問題的話，那麼，晚近的改革開放，一如前兩次的改革開放，恰恰是因為“應戰”能力有限，故爾，為了增強能力，獲得看家本領，所以才會被迫改革開放。畢竟，“救國”之後還需“建國”，而且，更主要地在於“建國”，使得改革開放勢在必行。同時，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調整了行事方式，不是以“消滅”對方，而且以將對方納入既定議程的方式，來行統合之實。這也使得“被統合”者遭受“顛覆”的擔憂有所紓解，而使得啟動“改革開放”成為可能。也許，愈是“封鎖”與“圍堵”，鞏固之心愈切，反倒形成了僵局。看看今天的北韓，其情其勢，一目了然。但是，它們無一能夠與那個叫做民主法治的人間制序相容，也是明擺著的事。今天中國一度被稱作“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賦名與受名雙方，好像都為此發明沾沾自喜，各懷盤算，但其實講述的不過就是“納入既定議程”這件事而已，老套的西洋“國家理性”(raison d’état)那一套而已。而這，也有助於說明中國一時民主不起來，但終究有望民主起來。 

    正是在此宏大歷史背景下，不難理解，直至今日，【1】還有一些先生們說先放棄個人自由，民主緩行，而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式的急行軍來實現百年追求的救亡、富強目的，如此再猛幹三十年，那時再講民主法治。此與中國的【2】自由民主派人士倡言通過民主體制、市場經濟來實現兵強國富，其實是兩個極端，而內在理路則一，糾纏的仍然不外是“救國”與“建國”的邏輯。但是，今日中國“救亡、富強”的目的早已實現或者初步實現，“建國”大業中最為輝煌的民主殿堂，實在是到了該好生修建的時刻了！無視此一時間節點，儻論“再忍三十年”，可謂昧於時勢，而終究違於時勢。至於華裔學人，居港澳，享高薪，運用言論自由，撰文發話，諄諄告誡“內地同胞”不要相信民主，更不要輕易廢除戶口制度，否則會亂云云，則又另當別論了。

    至此，不難看出，晚近百年的中國國家建構歷程，是一個“民族-國家”與“民主-國家”的同步推進過程。雙重主題，交響曲調，展示的是中華民族實現歷史文化轉型，致力於“國家建構”的宏偉史實。此時此刻，直要走到今天這一步，民主法治才會成為全民族的主流政治意志，汲汲於登堂入室呢！如果說此前不免操之過急的話，那麼，此刻可就是十萬火急了。昧於此，人琴俱焚。（作者係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