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葉軍

中國要不要民主？

    如果民主將會導致混亂，甚至國家的解體，中國領導人和民眾就沒有理由去追求它，在中國推進民主政治改革的共識就不復存在。俞可平認為：“最根本的一個問題是‘中國要不要民主’。    

民主是必然的

    俞可平說：“如果不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查研究，人們都會以為這是個偽問題。但有一篇文章在網上很熱，叫《你看，沒有民主的中國多好啊》，這種論調還有不少人支援，而事實是我們有民主，並且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除了這種極端的論調，更多的是對民主‘抽象上肯定而具體上否定’。我希望澄清的是，民主不是你想不想要的問題，而是必然的。”

    他強調說：“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我們的根本目標。我們之所以要把人民民主當作國家發展的根本目標，是因為民主不是空洞的說教，它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和機制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權利，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簡而言之，發展民主是為了造福於我們偉大的人民，造福於我們偉大的國家

    俞可平說，“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之所以發生，基本原因就在於民主制度的不健全。“文革”十年更是對國家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的徹底破壞。“文革”結束後，發展民主便成為全社會的最大政治共識。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國共產黨逐漸確立了中國式民主的根本目標、理想狀態、主要形式、重點內容和現實道路。中國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標是高度發達的人民民主，中國民主政治的理想狀態是實現党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點內容是基層民主，推進中國民主政治的現實道路是以發展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    

民主具有普遍價值

    俞可平明確而堅定地宣導著民主的普遍價值。曾經，民主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改革開放前甚至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專利。而俞可平則認為，民主不是西方的專利，對整個國家和民族、是對全人類而言，民主是個好東西。在俞可平看來，民主保證人們的基本人權，給人們提供平等的機會，它本身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在人類迄今發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相對而言，民主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俞可平認為，“全球化不僅使人類日益認識到共同的命運，而且對人類的共性，特別是對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福利、尊嚴等基本價值，也有更加深切的體驗和認同。”中國政治的新發展，體現著人類社會普遍的政治價值，從根本上說，支撐這些政治變革的普遍價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

    俞可平告訴我們，有些東西不是“西方的”，而是“普世的”。能在主流媒體上，用一種幹部和群眾能看、能理解的語言發表，這是在“開啟官智”，也是在“開啟民智”，讓官方和民間都有一個民主的聲音可以接受。

    “有些人覺得寫的都是常識，但它首先是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已經接受了普世價值；二是因為這些普世價值還沒有被各個層次的中國官員普遍接受，這篇文章起了掃盲的作用。”深圳大學教授黃衛平說。

    以往論述“民主”時，多指一種操作層面、制度層面的東西，而俞可平則用簡明曉暢的語言，用富有哲理性的思維，簡明扼要而有較為系統地為我們闡述了民主是一個好東西，具有普遍價值這樣一個道理，這可看做是對傳統意識形態表述的重大突破。

    倒不是說俞可平的論述代表官方在這方面的突破性論述，而是一種新思潮興起的體現。因為“從原來說這個東西不好，到現在說是好東西，這是個很大的飛躍”（杜克大學政治學教授史天健）。    

中國民主發展路線圖

    雖然，在俞可平看來，民主是個好東西，但這不是說民主是無條件的。實現民主需要具備相應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條件，不顧條件而推行民主，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性的結果。政治民主是歷史潮流，不斷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國的必然趨勢。但是，推行民主的時機和速度，選擇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則是有條件的。一種理想的民主政治，不僅與社會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水準、地緣政治、國際環境相關，而且與國家的政治文化傳統、政治人物和國民的素質、公民的生活習慣等密切相關。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會代價，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眾的智慧。

    “以最小的政治和社會代價，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這是需要我國政治家、決策者和民眾的智慧來解決的。中國公眾們能否達成民主共識，中國能否較快較順利地實現中國特色的民主化道路，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對代價的計算。

    為以最小的政治和社會代價，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俞可平提出如下實現中國民主政治的路徑：

增量民主是中國實現政治軟著陸的最佳途徑

    按照俞可平的理論，民主的發展是有其相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的，在已經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經驗的基礎上，在發展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將與既定的社會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水準相一致上，即在“存量”民主的基礎上，俞可平“特別主張先在存量不動的情況下，找到不斷進行增量改革的空間，鼓勵政府創新。”

    在俞可平看來，在當前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下，中國的民主發展進程不會是激進的，而是按照一種時間上漸進、空間上（規模上）可控的路徑達成的。增量民主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最優戰略，是中國實現政治軟著陸的最佳途徑。他相信漸進變革是中國歷史的經驗。民主需要足夠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資本；所有這些領域的積極進步都將不僅從量上增加民主的可行性，也將適時發生“突破性”的變革。這是長期積累性改革的結果，是一種厚積薄發。同時，當大部分人從社會經濟改革受益時，增量政治發展便將獲得動力。

    增量民主的實質，是在不損害人民群眾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要全面推進增量民主，可通過三條途徑：第一，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權力中心，擁有7000多萬黨員，集了廣大的社會政治精英。沒有黨內的民主，中國目前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話。通過擴大黨內民主，推動全社會的民主，是推進中國民主的現實道路。第二，逐漸由基層民主向高層民主推進。中國現階段民主政治的重點和突破口是基層民主，一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將通過基層的試驗，逐步向上推進。第三，由更少的競爭到更多的競爭。不論何種形式的民主，都離不開人民對政府領導及政府政策的自由選擇。中國的民主之路也將遵循這一規律。    

以增量民主實現動態穩定與發展

    俞可平認為，民主政治不會自發運轉，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員去推動和實踐。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民主是一個陀螺：它只有像陀螺那樣運轉起來才有意義。……關鍵是要使民主的程式和機制運轉起來，以便使那些在憲法和法律中規定的民主權利，得以真正的實現。”

    俞可平曾反復呼籲中國的政改道路要走出“政治改革——社會穩定”的兩難境地。並認為，中國要達到的不應該是一種“傳統的穩定”，而是“現代的穩定”。傳統穩定以“堵”為主；現代穩定則以“疏”為主。

    俞可平提出了“動態穩定”這一概念，作為中國共產黨處理社會政治緊張的新思路。雖然中國的政治與文化精英們可能有充分理由關切社會穩定，但在新的人口與政治環境下他們對穩定的過分關注可能會產生負面的後果。俞可平將中國政府傳統上實現穩定的方法稱之為“以堵為主”的“靜態穩定”。與之相反，俞可平宣導“以疏為主”的“動態穩定”。如公共聽證會、輿論調查、信訪、群體抗議等一些新的機制便是很好的例子。用他的話說，動態穩定旨在通過協商而非壓制維持秩序。這樣就把原來的平衡給打破了，建立了新的平衡。

    動態的政治穩定將逐漸取代靜態的政治穩定。所有政治改革都必須有利於維護社會政治穩定，但增量民主所要達到的不再是一種傳統的以“堵”為主的“靜態穩定”，而是現代的以“疏”為主的“動態穩定”。動態穩定的實質是它絕不是像文革時期那樣的無序狀態，而是使秩序由靜止的狀態變為一種過程的狀態，達到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所指出的“在社會政治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實現社會政治穩定”。    

走向善治：以法治之舟承載民主

    民主揚帆離不開法治護航。十年“文革”最慘痛的教訓之一，就是無數的公民，受到了非法迫害。見證了中國法治60年變化的法學家江平，把中國法治發展概括為四個階段：實用主義、虛無主義、經驗主義及依法治國階段。法律實用主義階段是由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開始，領導人制訂的法律主要作為統治工具，合適便用，不合適則完全不予理會。其後是“文革”時期的虛無主義階段，這時一切法律都廢除，公檢法不存在，領導人“一句頂萬句”。第三階段是由1978年改革開始，屬法律經驗主義階段，鄧小平提出要有法必依。當時大家仍是摸著石頭過河，法律並非根據理想模式制訂，而只是用經驗寫法律。最後則是法治上升為治國方略的依法治國階段。

    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構建起來，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逐步確立，法治精神在全社會加速形成。歷史證明，沒有強大的司法制約的強勢政府，必然以公共利益之名，甚至連這個名義都不要，隨意侵害民眾權益。

    誠如俞可平教授指出的：“若沒有法治，公民的民主權利就有可能隨時被剝奪，公民的政治參與就有可能破壞社會穩定，民主進程就有可能導致秩序的失控。法治的實質意義，是憲法和法律成為公共生活的最高權威。任何個人和任何組織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必須服從法律的權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樣的一種法治，只有在民主政治條件下才能真正實行。因此，法治的真諦在於民主。”    

結語

    如何讓民主造福中國而非貽害中國的困惑和思考，還會繼續。每一個關心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人，都會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斷。作為一個新興的經濟大國，中國正在塑造他的新國際形象和核心政治價值。俞可平所貢獻的資訊和洞見不僅展示了中國人的視野、焦慮和困惑，也為這個國家政治未來走向提供了參考。（本文根據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美國漢彌爾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李成、杜克大學政治學教授史天健、《半月談》記者宋常青等的觀點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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