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後期帝國，公元284-467年

    羅馬的偉大時代隨著公元180年馬可·奧勒留的去世而告結束。他的前任們有一段時間是將繼承權傳給確有才能的養子們，這一制度使極有才能的統治者得以一個接一個地上任。但是，馬可·奧勒留讓他的親生兒子康茂德作繼承人。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康茂德無視其作為帝國首腦應盡的職責，將大部分時間用於觀看車賽和角鬥賽。公元193年，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後的統治者絕大部分和他一樣不稱職。那時，奧古斯都為保護首都安全而創立的訓練有素、報酬優厚的禁衛軍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衛軍支持時才得以掌權。從公元235年至284年這一段時期裡，有過近24個皇帝，可只有一個是因年老或患病而死。中央的分裂必然會削弱邊境的防禦。西方的邊遠行省遭到諸日耳曼部落的蹂躪，東方的邊遠行省受到薩薩尼亞人的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國的侵犯。

　　公元3世紀時，帝國的衰微由於堅強而有才幹的皇帝戴克裡先（公元284—305年）和君士坦丁（公元312－317年）先後即位而一度中止。他們為加強帝國統一採取了不少政策，對各方面實行嚴格管制是其中的三項，是應種種急需而逐步實施的。由於某些農田無人耕種，帝國就要求村莊為這些被放棄的土地交納集體稅。由於通貨膨脹日益加劇，帝國就頒布有名的物價敕令（公元301年），規定數千種商品和勞務的最高價格價格根據商品質量和勞務種類的不同而不同。由於利息率不斷猛漲，就將利息率限制在6—12%之間，利息率的高低取決於所冒風險的大小。某些產品的短缺引起對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種糧食和諸如鐵、青銅、武器、軍隊裝備以及馬等「戰略物資」。對這些方面的控制實質上一直擴大到等級制度方面。君士坦丁要求每個士兵的兒子繼續當士兵，除非他不適宜服兵役。同樣，農業勞動者須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務農。這一趨勢後來擴大到被認為必不可少或後繼無人的各行各業。

　　在這一困難時期採取的另一政策是實行分區治理。帝國經濟狀況的惡化證明這樣做是必需的。戴克裡先將國土一劃為二，東半部歸他自己管轄，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當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西岸古希臘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建立一個新都時，這一劃分進一步強固了。新都選擇這一地點是很鼓舞人心的，因為這座不久後被稱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於海峽兩端狹窄而易於防守，並為抵達地處邊區的極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而，君士坦丁堡成為當時世界上的一座偉大城市，成為羅馬和西部帝國滅亡後的數世紀裡、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引以自豪的首都。 

　　較後的數世紀裡，給後世以深刻影響的另一政策與基督教和帝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有關。君士坦丁作出了通過與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鎮壓基督教來謀求穩定和統一的重大決定。這表示歷時數世紀的對宗教的一貫態度和做法已告結束。帝國後階段，多變的日常生活使愈來愈多的人轉向各種救世宗教以尋求安慰，就跟早先在希臘化東方所發生的情況一樣（見本章第四節）。對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滿足人們精神上的需要。讚美神秘的東方諸神的各種宗教性團體為世界、行為準則以及如何免除罪惡和死亡，提供了令人滿意的解釋。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為成功。它提出了「一個上帝」即「全能上帝」的教義，來代替多神教的希臘、羅馬諸神和廣為傳播的一種教的東方崇拜對象。基督教帶來了救世主耶穌——耶穌不是神話中提到的迷宮裡的曖昧人物，儘管他是上帝的兒子，卻令人驚歎地過著塵世生活——的安慰：「我給你們帶來了所有人都將獲得極大歡樂的消息。」基督教還保證拯救信徒的靈魂，但是，它不是通過許諾一個星光燦爛的來世，而是通過基督本人復活所預示的個人的復活，使信徒醒悟過來。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也許是，基督教在一個混亂不寧的時代，在老百姓感到無家可歸、為生活所拋棄之時，提供了友誼。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他們的聚會常被稱作『阿加比」，意為希臘語中的「愛」。他們相互幫助，用自己的虔誠和克己樹立了一個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樣。因而，在舊秩序的法律和哲學日益落後於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時，基督教為弱者和地位微賤者提供了順應潮流的東西和希望。

　　到公元64年羅馬城遭大火時，基督徒已數目大增，以致使尼祿相信，譴責基督徒為禍患、開始歷史上對基督徒多次迫害的第一次，是策略的。但是，這僅僅使殉難者死後得到神聖的名聲，驅使人們努力改變宗教信仰。在4世紀初對基督徒進行了最後一次大迫害之後，皇帝君士坦丁頒布米蘭敕令（313年），承認基督徒不再為異教徒，准許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樣享有信仰自由。最後，皇帝狄奧多西（379－395年）使基督教實際上成為國教。雖然羅馬舊貴族和普教者尤里安皇帝（361－363年）為了改宗異教，曾打了一場頑強的維護異教的戰爭，但到4世紀末，還是基督教佔居統治地位。

　　正像皇帝們採納基督教是為了促進社會統一那樣，他們採用華麗盛大的東方宮廷禮儀也基於這同一原因。戴克裡先與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稱號的奧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喬維安，意即朱庇特在塵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後，也擺出付神聖的架式。自此以後，皇帝們的權力被認為是從神那裡得來的，而不是公民們授予的。因此，現在的朝廷儀式使皇帝顯得遙遠而不可接近。皇帝頭戴飾寶石的皇冠，身穿鎮金的紫綢長袍，所有臣民都須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數權貴在得到准許時可吻皇帝長袍的邊。帝國高級官吏也同樣享有榮華富貴——掌管財務的人成為「負責神聖的賞賜物的伯爵」，帝國議會被稱為「神聖的參議會」。

　　3世紀和4世紀的皇帝們採用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擋帝國的衰落。如果光憑決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們原本可取得驚人的成功。實際上，他們確也多少穩定了形勢，但只是暫時的。他們作巨大努力的最後結果是延緩而不是避免了帝國的滅亡。從406年起，西羅馬的皇帝們已無力阻止高盧、西班牙和非洲的法蘭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的長期的大規模入侵。他們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0年蠻族人兩度洗劫羅馬這一最大侮辱。最後，也就是476年，西羅馬最後一個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圖盧斯在日耳曼即匈奴僱傭軍軍官奧多亞塞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這一事件雖然現被普遍地當作西羅馬帝國滅亡的標誌，但在當時，只是說明帝國長達兩個多世紀的分崩瓦解的過程已告結束，並沒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瞭解「羅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動亂這一傳統說法，那就必須確定這一長期然而無情的衰落，直至湮沒無聞的過程的動力是什麼。

　　充當應對「陷落」負責的工具的，當然是日耳曼蠻族。因而，有位法國歷史學家斷言說：「羅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殺的。」這一判斷可找到一些理由證明其正確性，尤其是如果至今還記得：在較早世紀中被稱為日耳曼人的無數小部落後來合併成法蘭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的較大的政治單位。然而，即使那樣，也不是不可抵擋的遊牧部落全憑數量上的優勢掃除一切。歷史學家們估計，入侵意大利的東哥特人只有10萬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自南部的前開德人也只有10萬左右，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北非的汪達爾人總共才8萬，占該地區土著居民的1%。所以，問題仍然是——羅馬為什麼會「陷落」？最近，有位美國歷史學家說：「雖然戰爭顯然是滅亡的原因……但帝國的機質性病是經濟。」實際上，這一「機質性病」不僅在羅馬帝國，而且在諸希臘化國家、古典希臘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見到。它們都為生產率低下這一基本問題所折磨。生產率低下是因為，在取得諸如冶金術、犁、輪子、帆和太陽曆這些核心發明的新石器時代之後，未能大大地促進技術的發展。

　　技術阻滯不前的根本原因看來在於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所有這些文明的普遍公認的組成部分。甚至在古典希臘，雖然那裡的奴隸制度從未像在羅馬那樣猖獗過，但如前所述，亞里士多德已宣稱，有些人生來是統治者，有些人生來是被統治者；如果後者拒絕接受預先注定的命運，那麼像追獵「野獸」一樣追逐他們直至捕獲，「自然是正當的」。

　　奴隸制度的影響是有害且多方面的。它使奴隸失去改進其所操行業的傳統操作方法的積極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隸勞動力可獲取，它也使主人喪失促進技術革新的動機。因而，在韋斯巴薌統治時期，當在令羅馬聖皮特羅廣場堅立一座方尖碑時，雖然當時有位發明者提出了一項可以大大方便豎碑的技術措施，但皇帝為了不讓奴隸們有空可閒，寧願讓他們繼續從事體力勞動。同樣，水車雖然早在公元前1世紀已為帝國東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紀奴隸來源枯縮之時，才為羅馬所採用。

　　佔有奴隸的社會自然傾向於把體力勞動與奴隸相聯繫，從而認為從事體力勞動有損於自由民的尊嚴；這種傾向也是同樣有害的。古希臘散文家普盧塔克說，偉大的阿基米德並不認為發明各種軍用機械是值得他認真研究的，而僅僅把它們看作是他研究幾何學時的消遣。不過，他也沒有完全做到這一步，因為錫臘庫薩國王希倫一再懇求他，要他將自己的學問從抽像運動轉向實際事物，並要他通過將自己的推理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使它們更易為大多數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轉向後來備受推崇的一門學科——力學的是歐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們通過切合實際的試驗和運用各種工具進一步證實，某些問題以當時的理論根據是不可解決的。但是，柏拉圖卻極為憤怒，痛斥他們，說他們貶低、敗壞了優秀的幾何學，讓幾何學由非物質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為物質的、實用的東西，迫使幾何學去利用物質，從而需要有大量體力勞動介入，使幾何學成為奴隸們從事的對象。結果，力學與幾何學相分離，並長期受到哲學家們的鄙視。

　　奴隸制度通過這些不同的方面，在實行平等主義的新石器時代之後的數千年中，不斷地阻止技術革新。奴隸制度對國內市場也起了抑制的經濟影響，因為奴隸顯然無力購買自己的勞動成果，這就限制了國內購買力。

　　帝國結構上這些根本的缺點在一段時間裡由於帝國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的戰利品、貢物、糧食和奴隸而得到遮蔽。但是，在當時那樣的技術發展水平上，帝國的擴張受到種種限制，這些限制是由後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決定的。羅馬同中國一樣，前進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進了。那一限度一經達到，帝國疆界就固定下來，甚或開始縮小，於是，從前隱藏的帝國結構上的缺點漸漸顯露出來。軍隊從前一直是獲取奴隸和物質財富的有用的來源，而現在成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負擔。同樣，擴張時期腫脹起來的官僚機構，現到了收縮時期，證明是難以忍受的。過度的支出導致最終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紀時，一個計量單位的小麥的價格為六個德拉克馬，公元276年時漲為200個德拉克馬，314年時漲為9000個德拉克馬，334年時漲為78000個德拉克馬，334年後不久漲為20O多萬個德拉克馬。面對這樣的通貨膨脹，貨幣變得毫無價值，在某些場合，又回復到物物交換。物物交換的趨向隨工業不斷向農村和外省傳播而加速。工業傳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國交通工具的惡化和奴隸供給量的下降，後者使發掘新的勞動刀來源成為必需。工業從城市轉移到鄉村和大莊園意味著帝國在實行重新分配。大莊園不僅擁有農業勞動者，而且有各種工匠，因而變得愈來愈自給自足。而大莊園愈自給自足，帝國經濟則愈分解為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單位。

　　經濟上的分散必然伴隨以政治上的分權。隨著貿易的衰落和國家歲入的減少，帝國大廈不再能支持下去，並慢慢地開始崩潰。這一因素促使戴克裡先和君士坦丁不顧一切地努力以帝國的法令來支撐帝國大廈。但是，帝國的疾病是「機質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嚴格管制雖然起了維持、加強統治的作用，但最終還是沒有用的。不過，嚴格管制不是帝國衰微的原因，而是試圖阻止衰微的一劑無效的藥。正如一位經濟史學家所指出的，「危機先於嚴格管制」。

　　因此，西羅馬帝國「陷落」而東羅馬帝國卻沒有的主要原因就在於，西部的經濟不及東部的先進發達。意大利農業從未象中東衝積土流域的農業那樣多產。意大利的穀物產量「平均不過是播種量的四倍」。所以，中歐和北歐的沃土在中世紀的技術發展到能夠有效地開發它們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同樣，西部的工業也發生得比較遲，普遍落後於東部的工業。意大利的情況就是這樣，高盧的情況更是如此，高盧是西部唯一的另一個曾有工業根基的行省。所以，雖然整個羅馬帝國是因「機質性病」而毀滅，但帝國的西部最不堅固，首先屈服，而東部則又生存了一千年。

　　西羅馬帝國儘管滅亡了，可確也留下了豐富的遺產。最顯而易見的是物質方面的遺跡——圓形劇場、競技場、廟宇、導水管、公路和橋樑。還有就是語言方面的遺產——歐洲的羅曼諸語言。羅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歐洲和南北美洲許多同家的法律體系中。今日天主教會的組織和儀式也要大大歸功於昔日羅馬帝國的組織和宗教傳統。最後，「羅馬和平」曾帶來長達二個世紀的相對和平和繁榮，從而留下一個代替希臘人的城邦獨立原則的帝國統一的傳統。在此以後的數世紀裡，正是這一傳統引起全歐洲蠻族王公們爭當大元帥、東羅馬帝國統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