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21

由於社會中不存在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利益集團，政府才可能有選擇地採納有利於經濟增長、但同時又可能拉大收入差距的經濟政策。 

    人民共和國即將迎來她的60歲生日。我們很容易把這60年分成1978年前後各30年的兩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平均增長速度並不低，達到6％以上，卻大起大落，既有增長20％的年份，也有倒退近30％的年份。在第二個時期，儘管增長速度也有波動，但從來沒有出現負增長，且平均增長速度達到9.8％。而且，第一個時期的增長速度有人為成分在?面。計劃經濟時代重工業產品的價格被人為高估，而那時的增長主要來自於重工業；因此，如果使用1985年輕重工業的價格比例重新估算第一個時期的GDP，則這個時期的年均增長速度就要降為4.5％（德懷特·帕金斯：《國際視野下的中國經濟發展》，載林毅夫、姚洋主編：《中國的奇跡：回顧與展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中國過去30年高速經濟增長的原因何在？人民共和國的前30年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本文目的不是對這些原因進行完備分析，而是著重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給出一些備選答案。本文核心思想是，中國過去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和中國較為平等的社會結構有關。我們在計劃經濟時代犯了許多錯誤，有些甚至導致了災難性後果；但是，平等的社會結構使得政府可以放開手腳建立工業生產能力，大力普及基礎教育，提高醫療水準，從而為後30年的經濟騰飛奠定堅實基礎。有了這些準備，再加上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和經濟政策，後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成為可能。但是，我們還需要解釋：為什麼政府採納了有利於經濟增長的經濟政策。本文認為，原因還是可以追溯到中國平等的社會結構。由於社會中不存在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利益集團，政府才可能有選擇地採納有利於經濟增長、但同時又可能拉大收入差距的經濟政策。這可以解釋過去30年高速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擴大並存的現象。

　　本文的結構如下。首先回顧前30年在社會平等和能力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並討論這些成就對後30年經濟起飛的貢獻。接著討論後30年經濟起飛的經濟學原因，引進中性政府的概念，解釋中性政府如何保證政府可以採納選擇性的、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政策。再接著把中性政府的由來和平等的社會結構聯繫起來，探討如何繼續保持政府的中性這個問題。最後總結全文。

前30年的平等和能力建設

　　20世紀中國完成了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這場革命起始於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那場戰爭讓中國走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反帝過程中，我們確立了民族國家認同；在反封建過程中，我們完成了從古代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變。從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到各種元素混雜的五四運動，再到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儘管它們在表像上具有不同的目的和意識形態追求，但它們共同完成了中國的偉大社會革命，其結果就是一個在現代民族國家認同下的平等社會。到了1950年代早期，儘管大陸和臺灣的政體完全不同，但在社會結構和經濟政策方面，兩者驚人地一致。在農村，兩岸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實現了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遺願；在城市，大陸沒收官僚資本，但保留民族私人資本，臺灣則沒收日本殖民者的資本，但也保留私人資本。兩岸社會都被均等化，其結果是，兩岸都可以放心地採取有利於長期經濟增長的經濟政策。政治學者Woo－Cumings認為，臺灣和韓國之所以在戰後成就經濟奇跡，和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對兩個地方社會精英的限制有很大關係。日本殖民者之所以限制社會精英，是因為社會精英更可能具備民族意識並組織反抗。然而，“這個過程具有強有力的均等化效應，使得（這兩個地方的）收入比其他多數發展中國家更平等，從而為有效的干預型國家的確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給了它們相對自由的手腳去建立它們認為合適的發展同盟”。這個論斷也適用於中國大陸。對於大陸和臺灣而言，我們還可以加上土地改革的均等化效果。兩岸政府可以分開手腳搞發展的一個例證是，兩岸都建立國營企業，都通過從農村提取剩餘加速工業化進程。在大陸，1953～1978年間，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從農業轉移到工業的資本累積至少達到2000億元人民幣（武力：《1949～1978年中國“剪刀差”差額辨正》，《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4期）；在臺灣，1951～1960年間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貢獻了25％的資本積累（Lee Teng－hui，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196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兩岸的分野發生在1956年。這一年，大陸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城市完成私人資本的國有化或公私合營，在農村啟動集體化進程，並於1958年以公社化告終。臺灣則在1960年代早期開始完成從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的轉型，由此，兩岸經濟增長發生分岔。我和鄭東雅的研究表明，1953～1978年間中國大陸對重工業的補貼是必要的，但補貼時間太長。我們的計算表明，最優補貼時間應該是12年，即到1965年就應該結束（姚洋、鄭東雅：《重工業和經濟發展：計劃經濟再考察》，《經濟研究》，2008年第4期）。從社會福利角度來看，更高的效用貼現是值得追求的目標。【1】一種是“平衡增長戰略”，即政府不對重工業進行補貼；【2】一種是“適度趕超戰略”，即中國實施12年的最優補貼；【3】一種是現實中發生的模式，我們稱之為“過度趕超戰略”。可以看到，過度趕超戰略的資本積累最多，但消費者效用最低，而且到1980年代之後和其他兩種戰略的差距拉大，也就是說，過度趕超的結果是降低了社會福利。適度趕超戰略在前12年和過度趕超重合，但之後發生分岔，資本積累向平衡戰略收斂，消費者效用貼現和提高，並最終超過平衡戰略。由這些結果可以看出，如果大陸也像臺灣一樣，在1960年代初期放棄偏向於重工業的進口替代政策，並轉向出口導向政策，則大陸的經濟發展就不會落後於臺灣。

　　這?有必要仔細考察適度趕超戰略所包含的能力建設思想。儘管臺灣和大陸的經濟起飛都始自出口導向戰略的確立，但之前的進口替代所積累的生產能力也不容忽視。當一個經濟體完全按照比較優勢發展自己的產業而不進行適度的超前投資時，這個經濟體就不可能在技術上縮小和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這是因為，技術越到高端，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差距越大，趕超就更加困難。比如，在服裝業，中國企業和美國企業的差距還是量上的，可能只是一個中國工人一小時可以完成兩件襯衣，而一個美國工人一個小時可以完成三件襯衣這樣的差距；但是，高端技術上，美國可以造太空梭，中國就造不了，差距就變成了質上的。一個發展中經濟體如果想在技術上縮小和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差距，就必須加強技術能力投資，也就是要趕超。但是，這種趕超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略高於自己比較優勢的技術上進行投資，這樣既可以節省成本，又循序漸進，不斷實現進口替代，並最終實現產品出口，奪取發達經濟體的市場份額。楊汝岱和我研究了世界上120多個經濟體1965～2005年的資料，發現當一個經濟體的出口結構高於其比較優勢所定義的出口結構的時候，它的經濟增長速度更快（楊汝岱、姚洋：《有限趕超和經濟發展》，《經濟研究》，2008年）。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有限趕超”。在過去的30年?，中國一直實行的是有限趕超，我們的粗略計算表明，有限趕超可以解釋中國1990～2000年間經濟增長的30％。值得注意的是，以我們所構造的有限趕超指數來衡量，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趕超程度最高，之後緩慢下降，但仍然高於其他大多數國家。這表明，計劃經濟時代的工業基礎建設對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的起飛的貢獻是巨大的。

　　在前30年?，中國有過三次工業基礎建設高潮。【1】第一次發生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主要是接受蘇聯的援助，引進156個成套項目。這些專案對建立中國自己的工業生產基礎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培養了一大批技術人才，提高了國內的人力資本水準。【2】第二次發生在1960年代，以“三線建設”為主。“三線建設”是在中蘇交惡、國際形勢惡化的情況下展開的。為了備戰，項目選點以“鑽山進洞”為指導方針，大批機器設備和人才遷移到人煙稀少的山區，除少數專案之外，多數工廠在改革開放之後陸續關閉，造成極大的浪費。【3】第三次發生在1970年代末，我們再次大量引進國外成套設備。和1950年代不同，這次引進物件是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寶鋼、揚子石化和齊魯石化這樣的重型骨幹企業，大大提高了中國工業的技術水準。儘管有很多經驗教訓，也有很多失敗，但這三次建設高潮奠定了中國工業的基礎，許多企業，包括一些“三線”企業，至今仍然在中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在和國外企業的競爭過程中起到骨幹作用。

　　除了工業基礎建設之外，計劃經濟時代還在普及基礎教育和提高人民健康水準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政府開展廣泛的識字運動，大力投資中小學教育，大大降低我國文盲率。目前，我國文盲率為10％，而印度文盲率為39％（聯合國開發計畫署，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8）。我們在醫療衛生領域採取“低成本、高覆蓋”政策，大大改善人民的基本健康水準。以反映健康水準的嬰兒死亡率為例，建國初期（1950～1954年），我國嬰兒死亡率男性和女性分別為146‰和130‰，到1978年，兩者分別下降為44‰和38‰（李樹、費爾德曼：《中國嬰幼兒死亡率的性別差異、水準、趨勢與變化》，《中國人口科學》，1996年第1期），而印度要等到2000年之後才達到這個水準。

　　李根和馬修士（Lee and Mathews）認為，能力建設是東亞各經濟體經濟起飛和持續增長的共同之處，和“華盛頓共識”相對，他們把這個共同之處稱為“北京-首爾-東京共識”（BeST Consensus）。具體地，這個共識有三大方面的內容：

　　一是以企業和政府協調機構為行動核心，二是著眼於循序漸進的技術改進，三是構建有利於技術改進的條件，包括人力資本的提升、有效的金融體系、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有步驟地取消非市場政府干預等。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部分地遵從這三方面的建議。由於實行計劃經濟，金融在前30年的作用有限；但也因為實行計劃經濟，前30年的宏觀經濟環境比較穩定，既沒有通貨膨脹，也沒有通貨緊縮。我們的回顧表明，中國在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提升方面所做的工作符合“北京-首爾-東京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