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財經日報   2009年08月25日   馮郁青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教授詹姆斯·K·加爾布雷斯（James　K.Galbraith）是堅定的市場懷疑論者，在《華盛頓郵報》上開設專欄，屢屢對歐巴馬政府的金融救援政策大唱反調。他還曾在中國有一段工作經歷。日前在美國接受CBN記者採訪時，加爾布雷斯又幾次拋出了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家不同的觀點，例如“中國的儲蓄並不多”、“並不認為中國經濟主要靠出口”。

CBN：你在1993～1997年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派至中國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宏觀經濟改革項目首席技術顧問，中國在那個階段的發展怎樣？

加爾布雷斯1：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階段，我們接觸的官員都很年輕，而且那時候很清楚計委的使命正在改變，所作出的計劃性指令越來越少。我們的目的是幫助計委的人熟悉西方國家經濟運行的方式。但我們反對完全照搬西方的經濟結構和政策。我們在1995年組織了一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會議，當時的一個重要的話題是：中國是否應該開放其資本市場？我們認為，中國開放資本市場的時機尚不成熟。正因為中國未開放資本市場，才使其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保持了穩定的金融秩序。

CBN：從那時到現在，你感受的中國的變化是什麼？

加爾布雷斯2：那時候，中國的社會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變化。我認為，那時中國的發展方向還沒有完全明朗。而中國領導人的政策加速了中國的開放。中國的城市發展和農村的生活水平在那個階段有快速的提高。每一次我到中國，城市化的程度和中產階級的增長都讓人印象深刻。中國的公路、城市的變化每一次都讓我驚異。上世紀90年代初期時，我們整體感覺中國依然是控制比較嚴格的社會，而最近明顯感受到的是中國社會更寬鬆，是一個逐漸開放的社會。

CBN：我記得你並不贊成自由市場的觀點，那麼你怎麼評論中國放棄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加爾布雷斯3：我認為並沒有完全的自由市場。即便是美國和歐洲也沒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這不過是一個虛構的概念罷了。我認為，每個國家必須發展出一套能夠符合本國、能夠使私有機構和公共資源整合的政策發展方向。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中國的發展方向提供了背景，是中國自己選擇的道路。外界的影響是很有限的，也並沒有全球都適用的模式。就我當顧問的經歷來說，我們所起的作用不過是和中國的決策者進行討論，提供我們掌握的經驗。比如，當時中國需要制定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我們所做的是拿出巴西的經驗——巴西在控制通貨膨脹方面有幾十年的經驗——以供中國的決策者參考。

CBN：你認為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加爾布雷斯4：第一，在製造業中，因為中國有很多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業——省級、市級、鎮級、合資等，所以在終端產品上有巨大的競爭。這就使得基本消費品極大充足，大多數民眾能夠以低廉的價格消費這些產品，這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點。在其他收入水平與中國相似的國家，消費品就沒有達到這樣的充足程度。所以中國不僅為世界製造商品，也使本國民眾受益。第二，中國地方政府興建基礎設施的融資方式非常有效，比如先興建大橋，然後以出售商住樓的收益來支付建大橋的資金，這就非常有效地將財政資金和社會資金使用了起來。第三，教育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使得整個國家的知識水平得到提高。而且，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製造業有了迅猛的發展。根據中國官方的數據，近年來製造業在東部沿海提供了五百萬個新的工作機會。不過這次金融危機之中，中國的製造業受挫甚大。這也說明中國製造業走得太遠，過於依賴世界市場。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尤其是北京、上海的市場在2007年過熱，有大量的投機行為。這也是走得太遠的例子，市場應該會有糾正。

CBN：你認為中國在體系建設方面最缺乏的是什麼？

加爾布雷斯5：社會保險體系還沒能得到完善，而中國是有這樣的能力這樣做的，比如建立全民醫保體系。中國人對醫療費用是非常擔心的。他們必須在接受治療之前付費，急診服務也還比較缺乏，這是中國未來的社會建設亟待改進的。

CBN：目前比較流行的說法是中國的儲蓄過高，過分仰賴出口刺激經濟增長，現在需要刺激內需，來糾正全球經濟的不平衡。

加爾布雷斯6：我不明白這種說法。這種說法基於的是對中國國內商品價格的完全誤解。同樣一雙鞋、一件電器，在世界市場的價格比在中國要高得多，所以在中國銷售額被低估了。我想，由於人們不理解中國的真實工資到底處於什麼水平，因而得出結論說，中國需要消費更多。這個結論是讓人費解的。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一國的儲蓄能力就等於投資的能力。房屋、大橋、公路、機場，這些基礎設施的資金從哪裡來？都來自中國人的高儲蓄，這沒有任何錯。至於說中國家庭的高儲蓄該怎麼消費，最不好的選擇就是購買外國進口的商品，因為儲蓄是家庭安全感的來源。我也不認為中國經濟主要靠出口。因為從出口產業雇用的員工數量來說，他們並沒有占整個國民經濟的大部分。出口業對中國最大的影響，就是當你要出口的話，你必須符合外國商家的要求。比如你賣東西給沃爾瑪、星巴克，你必須符合它們的標準。這樣能幫助中國的產業現代化，也“進口”了西方的生產標準。

CBN：現在美國很多主流經濟學家，以及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前財政部長鮑爾森都曾經表示，中國的高儲蓄造成全球資本市場有過多的流動性，是此次危機的根源之一。你怎麼看？

加爾布雷斯7：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論調。持這種說法的人還堅持中國應該開放資本市場。如果這樣的話，會有更多的中國儲蓄流動到世界資本市場。而事實是，中國對資本市場的控制使得中國的儲蓄局限在國內。伯南克這樣的學者型經濟學家研究這些帳戶，認為中國的儲蓄意味著和美國的儲蓄一樣的事情。實際上並不是這樣。我並不認為中國儲蓄過多，我也不認為美國消費過多。美國在向全世界提供一種貨幣，而其他國家出於各種原因，願意購買美元。美國為了滿足世界對美元的需求，必然有帳戶赤字。

CBN：中國實力的快速增長也使得中、美關係在發生變化。最近的數據顯示，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消費國。《華盛頓日報》最近的一篇文章稱，中國的製造業能力已經和美國不相上下。美國對於這樣的變化是不是感到了不舒服？

加爾布雷斯8：這並沒有讓我感到不舒服。我認為在中國發展成為一個主要的製造國後，美國應該思考自己的角色，這並不是說美國受到了中國發達的製造業的威脅。中國的製造業，在消費品、電器等很多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但在建造空中巴士級別的飛機、醫療服務等許多方面還是與美國有很大的差距。美國社會總是對中國的發展有些憂慮，從上世紀40年代起，美國對中國的態度總是有些緊張。不過，一個繁榮的中國符合每個人的利益，因為中國的強大可以幫助解決共同的問題。比如氣候變暖，它對中國的影響和對其他國家是一樣的。中國在應對氣候變暖方面有很大切身利益。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一個繁榮的中國是每個人的利益所在。

相關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