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國際人權日到來之際，法務部卻針對刑法的偽證罪為修正草案的提出，並增加妨害司法罪章，如此的草案提出，是建立司法威信所必須？還是一種人權倒退？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及不自證己罪權的保障，所以被告不僅可以保持緘默，同時若湮滅證據或為虛偽陳述，被告也無庸受到湮滅證據罪或偽證罪的處罰，至於教唆被告為湮滅證據或虛偽陳述，由於現行刑法第廿九條第一項的教唆犯成立，必須以正犯成立犯罪為前提，而由於被告本身不可能成立上述罪名，自然教唆者也無庸處罰。也因此，為了解決此漏洞，法務部認為此等妨害司法的行為，必須加以嚇阻，而提出的刑法第一六五條與一六八條的修正草案，而此類條款所處罰的範疇，雖包括被告以外之人，但最可能涉及者，卻屬律師無疑。

刑事被告相對於檢察官，不僅在地位上有落差，更在法律專業上處於弱勢，辯護制度的產生，正在於彌補這樣的地位差別，因此，基於一種信賴關係，律師自然成為被告最堅強的支柱。而任何被告的陳述，往往不可能全真，也不可能全假，這不僅是人的本能，也是法律所保障的權利。而就律師而言，若必須先行判斷被告所講者皆為真下，才得以為被告辯護，不僅挖空了被告辯護權，辯護制度恐也可休矣。惟若上述法條修正通過，在不可能期待被告不說謊下，律師對於被告的所有教導、告知、辯護的行為，將動輒得咎。尤其是關於虛偽陳述的判斷，往往是取決於法官的恣意，再加以司法實務往往以審判便利，而非人權保障為思考下，律師過於積極的辯護，反可能被依此罪論處，若此類條文被大量運用，將使被告的辯護權受到壓縮，社會對於律師的信賴與信任也將消失。

        律師為刑事被告辯護，原本即背負著一種可能受大眾懷疑，甚至鄙夷的宿命，且常常必須面臨被告利益與社會公益間的價值衝突，而關於此衝突的選擇基準，卻又是那麼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是，欲藉由刑事處罰來建立司法威信，不僅是一種空中樓閣，更是一種人權保障的退步。（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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