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孫延軍作為心理學教授，他曾為北京市各高校青年教師主講培訓課程達八年之久，聽課人數達數千人；他在全國各地為中小學教師數千人講學，影響甚巨！他同時兼任北京市高校師資培訓中心特聘專家；美國「中美精神心理學研究所」顧問；中國心理學會理論心理學與心理學史專業委員會委員；《心理學探新》雜誌編委。他的主要學術創見有：在重新理解人性的基礎上重構當代心理學理論體系；以宗教信仰為核心重建心理治療模式。在中國大陸學界有廣泛影響。去年，中共政府資助他到美國做訪問學者，主要目的是希望他通過科學研究的手段、探討宗教心理學生活的規律，然後為中共有效的引導、管理、控制、利用宗教賣命。

【新唐人2009年3月26日訊】「六四」二十周年悄然迫近。對於那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舉世震驚的悲劇，深入追思、傾心感懷，以祭奠逝者、警策世人並認真吸取經驗教訓，以應對中國民主運動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是十分必要的。但讀了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領袖王丹等人近日提出的三項訴求，以及中國政法大學蕭瀚教授敦請和解的公開信後。我的心中不免充滿遺憾。

首先，我要申明，這兩封公開信所坦露的社會責任感和善良意願勿庸置疑，應予尊重。特別是蕭瀚教授在今天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下，甘冒風險，提此異見，其勇氣值得褒揚。但這種對官僚集團所抱有的天真幻想，客觀上將會加深中國的人道主義災難，最終導致的結果可能正好與我們的善良願望相反。應該清醒，我們今天的訴求極有可能影響中國民主運動今後的發展方向，必須慎重處之。我作為當年參加民主運動的學生群體的普通一員，有責任、有義務談談自己的一孔之見，冀能集思廣益，助中國民主進程以萬一。 

一、 對中共官僚集團不能抱任何幻想

兩封公開信的共同特點都是要求全國人大成立和解委員會，來重新處理"六四"事件。也就是說，他們希望在中國的現政體框架內尋求解決問題之道。但問題的關鍵在於，現政體由中共官僚集團控制。人民代表大會事實上並不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只是一個舉手表決的工具（當然就更不用提政協了）。人民代表並非民選，也不代表人民。這樣的人民代表大會有甚麼權威來公平處理「六四」這樣重大的歷史問題呢？對此，兩封公開信的作者們應該非常清楚。當然，他們可以認為，他們的初衷是藉助人民代表大會的形式與中共官僚集團協商。或者他們也可以把這當成一種漸進的策略，利用這種形式在與中共官僚集團積極協商對話的同時，逐步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但這必須建立在一種前提的基礎之上，那就是，中國的官僚集團良知未泯，有民主改革的願望，或至少有這種可能。但事實並非如此。

首先，中國官僚集團不願改革。他們在現政體下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壟斷了社會的所有權力和主要資源。因而，在這個社會如魚得水、為所欲為。並幻想著把這種權力傳給他們的子孫後代，以永保其家族的人間富貴。不難推想，當我們尚未掌握足夠的制衡力量的時候，僅憑善意的懇求，就能使其良心發現，否定自己的過去，讓出自己的權力和利益，這可能嗎？就算他們在危機四伏的形勢逼迫下，做出和解的姿態。為「六四」甚至包括法輪功在內的宗教團體進行平反昭雪和善後賠償。那我們也應該反思一下，我們當年走上街頭抗爭的目的是甚麼？如果我們只是局限於對「六四」受害者本身的關切（當然，我贊同，這點無論如何都必須包括在我們的關切之中，並作為非常重要的一部份），而忘記了「六四」運動的民意基礎和社會責任，那我們就背離了「六四」精神。如果 民主憲政不能建立，正義得不到伸張，人權仍遭肆意踐踏。我們何顔面對那些在運動中死難的同胞？何以報答當年對我們傾心支援的父老鄉親？我們的心靈何以承受中國大陸災難深重的現實？況且，有限的平反昭雪，對於民怨沸騰的中國大陸來說，無異於杯水車薪，無法達成穩定政局並建立公平、公正社會秩序的良好願望。

其次，中國官僚集團不敢改革。中共建政的基礎是暴力革命和政治欺騙。為了手中的權柄，它們欠下了償不清的血債、製造了數不盡的謊言。「六四」屠殺，不過是其纍纍罪孽的冰山之一角。一旦丟了權柄、露了真相，能否被人民寬恕，他們對此實無信心。中國官民之間的積怨與南非的種族衝突性質不同，恐無法相提並論。同時，和解必須以道德作基礎，在一個禮壞樂崩的社會中尋求和解無異于沙上建塔，談何容易！中國官僚集團正是造成中國社會普遍道德淪喪的罪魁禍首！這是官僚集團自斷後路、自鑿陷阱。他們今天已經徹底喪失了與人民和解的資格！當然，和平解決問題的途徑並非沒有。那就是：官僚集團交出首惡，並主動放棄手中的權柄和非法攫取的財富，讓人民通過選舉重新組建民主政府。他們會這樣做嗎？此外，一個靠暴力和謊言建立起來的政權，其對暴力和謊言的迷信程度可能會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官僚集團掌控著中國大陸的所有武裝力量和全部新聞媒體，並利用多年的党文化薰陶，造就了全世界最馴順的臣民。在這種形勢下，他們很容易作出戰略誤判，因而安於現狀，不肯稍做改良。只要看一看經濟危機日益深重情勢下，中國持續增加的軍費開支和精心籌備的國慶六十周年大閱兵，其心不難揣測。

第三、中國官僚集團無能改革。在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牽扯之下，他們既無改革之能，亦乏改革之術。面對險阻重重的改革之路，他們有太多理不順的關係，太多擺不平的事件。此外，專制政體的人才選拔和培養機制，不可能把人才放在該放的位置上。人浮於事、尸位素餐是官場的常態。這種情況下，即便有些官員良心發現或迫於形勢，想推動改革，恐怕也無改革之才可用。一個簡單的事實可以證明我的觀點。中國多年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發展戰略，應該培養和積累大批的經濟管理人才。但看看中國御用經濟學家在經濟活動中的一次又一次愚蠢、拙劣表現。我們很難對他們的能力抱有任何期望。事實上，這種人才匱乏的困局，在中共統治下的各行各業中普遍存在且逾演逾烈。這種情況的存在，當然並非是天下無才可用，而是因為，統治者無法準確辨識何為人才，不能正確判斷哪種策略適當，難以甄別誰的見解合理。這樣，官僚集團的決策處處著意於保護自己的私利，暴露出鼠目寸光、惟利是圖特性。要想讓這些愚蠢的官僚帶 領中國人民走上民主憲政之路，恐怕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從一九八九年至今，二十年的光陰過去了。我們遭受了一次又一次欺騙，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失望。是到應該清醒的時候了！

二、「六四」失敗的教訓必須汲取

對於二十年前的那場運動，我更多地不是感到光榮和自豪，而是慚愧和自責。我總感覺，我們這代人辜負了人民對我們的支持、信任和期望。對此，我們必須作深刻檢討。我認為，當年那場運動從戰略目標、組織形式和策略運用等諸多方面都是有巨大缺憾的。雖然，這並不損傷其總體的正義性與合理性。

【1】首先，「六四」的戰略目標並不明確。雖然民主是我們的旗幟和口號，天安門廣場還樹立了像徵民主自由的女神雕像。但我們對於甚麼是民主，如何實現民主，如何行使民主權力並沒有清醒的認識。甚至在學生和政府對話所提的幾項要求中，連修憲這樣最基本的訴求也沒有提到。正是因為戰略目標的不明確、戰略要求的不徹底，使我們對中國的官僚集團充滿了幻想，喪失了準確判斷形勢的能力，對官僚集團的兇殘本性估計不足，導致了一系列的決策失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我們在肯定那場運動主流的正義性質，肯定那場運動的絕大多數參與者、支持者的真誠愛國熱情的同時，我們不應該回避在這場運動中部份學生的政治投機、政治作秀甚至單純為釋放壓力和情緒而肆意妄為的種種心態。所有這些陰暗面，對於當時並不成熟的學生群體，在所難免，不可否認，也不應過於苛責。我同意這樣的看法：即，這些缺點和錯誤與政府的殘酷屠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確實不能相提並論。但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對此必須高度重視，並應予堅決克服。否則我們難以肩負歷史的重托、人民的期盼，也無法避免失敗的命運。

【2】其次，組織不力在那次運動中表現得特別明顯。我是那次運動的參加者。我們應該承認，絕大多數運動的參加者並不清楚， 我們是按著甚麼原則建立了高自聯這樣的組織；不知道按著甚麼樣的組織程式産生了學生領袖；不瞭解我們這個組織的具體目標是如何確定的。事實也確實是這樣，當年的學生領袖不過是敢於帶頭請願的熱血青年。因為勇敢，所以，他們就成了學生運動的領袖。勇敢是一種必要條件，應予嘉許。但作為領袖，並不充分。況且其中夾雜著或多或少的投機心理。這在運動遭受鎮壓後，很多人見風使舵、投降變節以及有些學生領袖的自甘墮落的行為中足可確證。從一九八九年以來，整個民主運動一蹶不振，和這種政治投機心理有直接關係。當時那場運動的重大組織缺陷還包括：組織成分單調，組織人員以學生為主，缺少各界人士、特別是工農群眾的直接參與，因而不具備廣泛的代表性；組織關係鬆散，全國的學生運動和北京的學生運動之間聯繫不緊密，沒有統一協調的動作。可以想見，一方是組織嚴密、老謀深算、心狠手辣並掌握著強大國家機器的中共元老，一方是熱情有餘、理智不足、單純善良、經驗匱乏的學生群體。勝負的天平早已確定。這是中國民主運動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教訓是十分深刻的！但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為中國大陸的民主變革作好組織準備了嗎？顯然沒有！

【3】第三、造成「六四」悲劇的原因，也在於膽略不足。※先說膽量，參加那場運動的學生群體，是當時社會的稀缺資源，因為那時中國高校還沒有擴招，所以當時的大學生被社會譽為天之驕子。多數學生對那場運動患得患失，決心和信心都不堅定，一旦遭到殘酷鎮壓，立即屈服，馬上轉向，以保住自己那點可憐的既得利益。現在想來，正是由於我們的軟弱，助長了官僚權貴後來肆無忌憚貪腐的野心。致使中國變成了今天這樣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實，即便遭到鎮壓以後，我們也可以繼續使用和平的手段抗爭。我們可以繼續罷課，可以繼續聯合社會各界採取不與政府合作的行動。但我們都沒有做。以致後來有人竟然顛倒黑白，把中國全社會腐敗墮落這筆壞帳，賴在了學生堅持抗爭的態度頭上。指責說：你們當年不鬧，政府就不會保守，改革就會順利進行。這種觀點，也許並不是別有用心，但絕對是智識短淺！※再說策略，當時確實不該死守天安門廣場，應適時撤退，然後捲土重來。我認為，甚至不應該死守北京，當北京戒嚴的時候，我們可以把重心轉移到上海、武漢、西安、重慶、長春、廣州等地，中共當局用於鎮壓學生的和民眾的軍隊，不可能往返奔波。中共也沒有這樣多的軍隊把每個城市都戒嚴。這樣簡單的算術題，我們也沒有認真算算。如果我們利用民眾的支援，不屈不撓地和官僚集團打遊擊，玩人民戰爭的遊戲，中共官僚集團豈能經得起" 折騰"！同時，我們也沒有對中共官僚集團的內部矛盾加以合理利用，甚至連相關的資訊都沒有弄清楚。事實證明，我們在所有策略中選擇了最不應該選擇的策略。

我必須強調，當我批評我們的種種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我自己並沒有置身於所有這些批評之外。同時，我的反思，是針對那場運動，及參加運動的群體，不是針對任何個人。

三 、二十年歷史的明確結論

二十年時間，相對於人類漫長的歷史只不過是短暫一瞬，而相對於每個個體生命，則足夠漫長。人生能有幾個二十年？當年參加民主運動的莘莘學子，如今都已到了不惑之年。該清楚的道理，應該清楚了；該明確的結論，也應該明確了。我想，有這樣幾點毋庸置疑。

第一、二十年前，當屠殺的槍聲響起的時候，中共官僚集團已成人民之敵。二十年來，中共官僚集團的滔天罪行把這個事實一再確證。

第二、民主自由是世界文明的主潮，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們追求民主憲政的努力，不應打任何折扣。

第三、存在先於本質，每個人在歷史中的地位，是由其在時空中的持續行為決定的。無論我們過去做過甚麼，代表過甚麼，都不意味著我們代表今天的世界。今天的民意，必須用今天的思想和行為來代表。

第四、在政治目標已經十分明確的情況下，行勝於言。而請願決不能作為民主運動的主要行為方式。

第五、民心向背決定是非成敗，貌似強大的國家機器不足為懼，歷史的責任不可推卸。

今天，當我們放眼滿目瘡痍的家園故土；面對正在人間地獄中痛苦呻吟、拚命掙扎的父老鄉親和兄弟姐妹；痛惜被摧殘破壞 殆盡的歷史悠久的燦爛文化；追憶六十年來的八千萬屈死冤魂；感懷那些為民請命而身陷囹圄、慘遭酷刑的民主先驅和維權義士。我們有權質問：是誰使我們國家一次又一次錯過了發展的戰略機遇？是誰造成了中國社會的不穩定？是誰使國家瀕臨崩潰分裂的邊緣？對於依靠暴力和謊言獲取榮勢，至今不肯主動放手的中共官僚集團，我們只能正告：你們大限已到、罪責難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