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個理由，別的部和部長都可以成為媒體“挑剔”的對象，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工作都可以“批評”，憑什么中宣部就不能被“說 三道四”？司法部、公安部、鐵道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等，及其部長，都受到過媒體的質疑和責問。特別是鐵道部，年年像打狼一樣受到國人的圍攻，說春運漲价實在可恥，是“大發中華民族團圓財”。中宣部每一次發布“不許令”，新聞界都會經過一次全國范圍的心靈折磨，整體地灰心傷气，罵罵咧咧，痛不欲干新聞，然而卻向來無人敢反問一句“你的‘不許’合适嗎？你憑什么‘不許’？”如此不得人心，竟如此令行禁止，威力無窮，憑什么？憑什么宣傳部就是貓，而新聞媒體就是老鼠？誰給中宣部這樣被監督、被批評的豁免權？

第七個理由，中宣部副部長吉炳軒是河南人，2003年底他一口气發布二十五個不准時，新聞圈朋友聚會時總半真半假說“河南人都什么玩意儿！”一位級別挺高的新聞界朋友說：“春天他們這一屆（中宣部領導）初上台時，加上正赶上非典，新聞宣傳通气會上對媒體老總還客客气气。現在，牛得很，凶得很，一點不客气！眼空無物，去听精神的仿佛都是三孫子。”河南人抓意識形態讓人不放心。向來中國災 難最重的是河南，河南災難的總根源是河南官方的意識形態過敏。 1942年河南餓死一百万，二十年后的1962年，河南餓死人更多，禍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官迷心竅。河南的官員大多“忠心向上”。上邊未必是那樣的意思，跟來跟去實際上是跟了魔鬼。上邊有上邊的事，他不會覺察你看起來跟上面，實際上已經跟了魔鬼。于是你越跟越遠，最后把自己跟成文明的罪人、精神的殺手。我不相信中宣部發布的二十五個“不許”是胡主席指定的，我相信完全是中宣部自行揀選出來 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放手讓同志們發揮主觀能動性”， 于是中宣部把領導人的信任做到于國于民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程度。“防火防盜防河南人”，這令人痛心。我們不能听任全中國的輿論環 境都發生河南化。

第八個理由，這是我的一种文風自覺。梁啟超把時務文體發展至極致，胡适把白話文張揚到極致，徐志摩把新詩發揮至極致，魯迅把雜文發揮至極致，李敖、柏楊、王朔、孔子、孟子、曹雪芹、唐宋八大家各臻其極。他們的每一個極致都為漢語文和漢民族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我也希望把這种不忌生冷的文風發展之極致，為漢語文和漢民族 的發展略盡綿薄。書生報國無長物，惟有手中筆如刀。

第九個理由，前輩的鼓舞。三百六十年前彌爾頓寫了《論出版自由》，一百五十年前馬克思寫了《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一千五百年前駱賓王就寫了《討武照檄》，尼采說“上帝死了！”章太炎斥光緒帝是“載恬小丑”，梁啟超嘲罵袁世凱“异哉所謂國體問題”，五四先驅喊“打到孔家店！”張季鸞數說“蔣介石的人生觀”，郭沫 若叫人“試看今日之蔣介石”，傅斯年寫文章《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 走不可》倒“皇親國戚”，前賢相望，史不絕書，我說句“這個樣子的吉炳軒非走不可”，或喊一聲“討伐中宣部”，較之這些前輩，有什么大不了？實在小菜一碟。再者，新聞媒體上國外整天喊總統不稱職，要下台，部長有劣跡，快滾蛋，我就不信中國人喊一句“討伐中宣部”就是大逆不道，就該死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當彌爾頓的知識者不是好知識者，我想做一個好的知識者，我想做中國的彌爾頓，我想讓這篇《討伐中宣部》成為彪炳史冊的歷史文獻，就像《論出版自由》一樣，就像《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一樣。

第十個理由，為后輩造福的欲望。拯救中宣部，為后輩開辟幸福自由的源泉。“公民”、“民主”都成為忌諱，這災難太深重了吧？何時 是盡頭？鱗介羽毛尚知為子孫計，何況我圓顱方趾的人類？千人諾 諾，不如一士諤諤；文王諤諤以昌，紂王默默以亡。

第十一個理由，人不親行親。你是抓新聞工作的，我是研究新聞工作 的，新聞工作的抓法也是新聞研究的對象。我們本是一家，共同對同一個“東家”的興衰負責，那就是中華民族。我們應以輻輳之勢指向 我們共同的軸心：父母之邦！炎黃之族！

第十二個理由，生態學的依据。螳螂捕蟬，黃雀在后，蒼鷹更后。權力產生腐敗，絕對權力產生絕對腐敗。中宣部如此絕對的權力為什么就沒有監督？誰能保證它不腐敗？它不以權牟利？中宣部后面也應該“黃雀”，沒人敢追問他打一個“不許報道！”的電話背后是不是收受了別人的賄賂，這是生態學常識不能答應的。恐龍沒有天敵，最后還是滅亡。大家彼此應該“互相監督，切莫違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