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1-15

隨著外貿、內需與投資這“三駕馬車”一齊死火，中國政府半年前還在宣傳的“強國夢”仿佛已是陳年舊事。在拉動內需百般無計，失業大潮難以遏止的情況下，維持穩定已成了中國當局最大的政治夢想。但社會局勢發展到今天，穩定已成了可想望而難求之局面。新華社旗下的《瞭望新聞週刊》於1月6日發表文章，承認“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經濟壓力影響社會各群體心態。尤其社會困難群體在生存壓力下，所累積的不滿情緒容易借‘非直接利益相關事件’，引發群體性衝突”。文中所謂“非直接利益相關事件 ”，其實就是去年以來被於建嶸冠以“洩憤型群體性事件”之名的社會反抗之別稱。

中國當局與部分學者審時度勢，將農民與失業大學生這兩大群體定為需要加以密切關注、有可能製造群體性事件的“高危群體”。鑒於農民工與來自農村的大學生當中有不少失業後被迫返鄉生活者，可以說，今天的“農民 ”並非只指稱務農者，而是包括上述所有不能在城市定居者。弄清楚這一點，我們總算明白上世紀80年代曾有過的那種通過“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完成二元經濟結構轉型的夢想成空，與百年前一樣，中國仍然還是個農民國度，其根本問題還是農民問題。

《瞭望》這篇文章與隨之而來的各種維穩措施，均顯示中國當局的信心指數嚴重下降。這種下降緣於統治集團面對風起雲湧的社會反抗再也無法自欺欺人，不得不承認這些年來，他們那種以自我服務為主的自利型統治，使得“三仇”（仇官、仇警、仇富）情緒深深植根於民眾心中，從而導致洩憤型群體性事件逐漸成為社會反抗的一種主要類型。如貴州甕安事件的參與者幾乎都與死者非親非故，只是長期以來受到地方權貴與各種部門的壓迫，有了李樹芬冤死這一導火線，立刻引爆了長期以來鬱積於民眾心目中的仇恨情緒。“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近20餘年統治集團視民眾如草芥，終於換來了民眾視官僚如寇讎。然而，考察當局的“求穩”對策，與當年慈禧太后“保大清不保中華”的思路如出一轍，在保證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絕不動搖的前提下，當局除了在春節期間投入90多億元，為7,400萬城鄉困難戶發放一次性生活補貼，這種揚湯止沸的治表之策以外，並無任何釜底抽薪的改良之策。這種狀況，又如何能緩解勢成水火的官民矛盾？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近日稱“廣東壓力來自敵對分子”， 重新祭起“階級鬥爭法寶”，這一黔驢技窮之態，與其說顯示了統治集團的政治信心，不如說正好表達了其內心深處的惶恐。

當局的統治信心之所以嚴重下降，原因是中共與民眾之間那種用槍桿子達成的強制性交易――即“我讓你們有飯吃，你們必須接受我的統治”的基礎已開始動搖。這種交易雖然不需要被統治者同意，但卻是數千年來王朝統治者必須遵守的政治道德底線，統治集團信心的強弱完全取決於百姓吃飯的數量與品質。出於遵守這一底線，毛澤東在入主中南海之後，必須用“低工資，多就業”的方式解決當時嚴重的失業問題；鄧小平也必須用“發展經濟”之舉措與“先富帶後富”的許諾來收拾人心。現階段中國政府統治信心大幅度下降，原因就是其手中那張“發展經濟”的王牌已經不靈，失業者日漸增多，“我給你們飯吃，你們讓我統治”的強制性交易正處於瓦解之中。

近20多年以來，在權力資本化的作用下，中國其實早已分裂成風光完全不同的三個世界：由官員、大企業家以及為這兩類精英服務的學者等組成的“第一世界 ”，他們主導社會分配政策，佔用了大部分社會資源；一個是城市中低階層組成的“第二世界”，他們活得很辛苦，但還勉強算得上“小康”或尚有飯吃；但是，由農民與失業者組成的龐大的“第三世界”，成員們碗裏的“食糧”品質早就粗劣不堪，數量如今也難保證，正是這個世界的存在及其成員可能的反抗成了“第一世界 ”的心病，導致維穩成了肉食者的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