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食堂 大吃大喝 

　　為什麼會發生全國性的大饑荒，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人？《墓碑》一書披露下述原因：

　　由於大躍進的浮誇，全國各地都搞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1958年宣佈糧食總產量為7500億斤，以後統計的數字（還有虛誇）為4000億斤，實際產量基本與上年持平，但徵購數量增加了21%，其結果就是從農民的口糧中硬挖硬擠。

　　要完成高徵購指標，農民必須把口糧、飼料、種子搭進去，在完不成徵購任務時，上級部門認為農民在搞瞞產私分。各地普遍用對基層幹部撤職、開鬥爭會、毒打、勞教、逮捕等方式強迫交糧，被打傷、打死的幹部和農民不計其數。鬥爭會上有這樣的問答：「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大躍進了。」「人民公社優越不？」「優越。」「那你為什麼不交糧食？」

還有這樣的口號：「誰藏一粒糧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發表文章證明，每畝產量可以達到3萬9000斤，這為反瞞產私分提供了「科學論證」。

　　「墓碑」一書以大量事實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裏。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裏，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裏。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此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的事實。

　　楊繼繩說，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制度的發展，也是極權制度的進一步發展。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供給制，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須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官員不「供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制只是曇花一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在幾千萬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層幹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只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幹部。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淩。 

　　在公社化、反「瞞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抵觸情緒的農民，因饑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饑餓幹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遊街、扣飯、冷凍、曬太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只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1961年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即落後隊），不是每一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占生產隊總數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產隊裏發生這樣的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上天無路 入地無門

　　中共各級地方政府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在農村以開展「兩條道路鬥爭」的方式大搞「反瞞產私分」運動，用政治壓力、精神折磨和殘酷的暴力，搜刮農民僅余的口糧和種籽，農民稍有不滿就要挨打，面臨種種刑罰，甚至被活活打死。

　　喬培華根據中共檔案撰寫的《信陽事件》調查報告，記錄了數十宗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血淋淋事例，信手拈來幾例：

　　1959年10月15日，熊灣小隊張芝榮交不出糧食，被捆綁後用劈柴、木棒毒打後死亡，大隊幹部還用火鉗在死者的肛門裏捅進大米、黃豆，一邊捅一邊罵：「要叫你身上長出糧食來！」張被打死後，留下8歲、10歲兩個小孩先後餓死；

　　1959年10月15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小家及兒子陳貴厚因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後又扔到門外用冷水凍，陳家父子7天內先後死亡，家裏留下的兩個小孩也活活餓死；

　　1959年11月8日，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誣陷「有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殘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隨後全部餓死；

　　1959年11月8日，晏灣小隊社員鐘行簡因被認為「違抗領導」，被幹部用斧頭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灣小隊隊長馮首祥因沒有向來這裏的大隊幹部讓飯，被看成瞧不起大隊幹部，就被吊在大隊食堂房梁上毒打，並將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富厚因無糧可交，被繩子穿耳，並捆綁吊在梁上用扁擔打、冷水淋，當場死亡。為防止其子陳文勝（17歲）聲張，誣陷他宰殺耕牛，捆綁起來毒打致死……

　　光山縣縣委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該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占93%。河南省委委書記處書記李立在1960年11月28日向吳芝圃的報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況，摘抄如下：

　　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災，全社平均畝產172斤，總產1191萬斤，公社黨委報畝產626斤，總產4610萬斤，縣裏分配徵購任務是1200萬斤，超過了全公社的實際總產量。為了完成徵購任務，他們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一點口糧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夥，死人現象相繼發生。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夥死人歸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破壞，歸結為兩條路線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反瞞產鬥爭持續8個月之久，60、70天內粒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腳踼、凍、餓外，還採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簽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乳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

　　原公社黨委書記江某等指使炊事員把13個到公社要飯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凍餓而死。

　　廣大群眾處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骨肉不得相顧。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遺棄子女，拋屍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饑餓難忍破壞屍體134具（作者注：這裏說的「破壞屍體」就是從屍體上割肉回家吃 ）。……

　　在正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饑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饑餓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萬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饑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鎖，不准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饑民則以「盲流」的罪名遊街、拷打或其他懲罰。 

　　根據毛澤東的喜好和宣導大辦公共食堂，是造成農民餓飯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書作者根據資料分析認為，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減少一半。大辦公共食堂的過程，就是前兩個月吃飯不要錢，大吃大喝，然後鬧饑荒的過程，就是強迫農民入夥，統一用糧，沒收鍋碗瓢盆，誰家冒炊煙抓誰，使農民家徒四壁、一無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肚皮」，幹部掌握了讓誰吃飯和不讓誰吃飯的權力，同時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幹部濫用權力使餓得快死的農民雪上加霜，他們派民兵圍、追、堵、截，設卡抓捕，不讓農民逃荒，斷了饑民的最後一條求生之路。

　　中共共領導面對自己一手製造的大慘劇，編造出大饑荒是出於「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修正主義逼債」的謊言，把罪責推給老天爺和蘇聯，長期以來，「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成了中國人回顧大饑荒年代的口頭禪。《墓碑》對此作了詳細的考證和有力的批駁。

　　楊繼繩引證權威的氣象資料和權威的氣象學家的觀點，說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中國地域遼闊，每年發生天災在所難免，但這3年的自然災害並不比其他年分嚴重。他進一步指出，歷史資料表明，糧食產量和天災之間並不存在正比相關關係，在大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以巨額資金和物資援助一些國家，其中許多國家的生活水準大大高於中國。在農民大量餓死的同時，大量糧食被用於出口，1959年與1957年相比糧食減產，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創造糧食出口歷史最高紀錄，這個數量夠2450萬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農民餓死之際，當局不僅沒有考慮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這一年餓死人最多，而國家尚有幾百億斤糧食庫存。當毛澤東得知信陽發生餓死人的嚴重事件時，他說事件的性質是階級敵人竄奪了領導權，是反革命復辟，對勞動人民實行瘋狂的階級報復，解決辦法是實行民主革命補課，這導致對基層幹部大規模的鬥爭、撤職、逮捕。有人曾辯解說，毛澤東在3年困難時期也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書引證官方出版物說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譜記載了各式風味的魚蝦共有17種。另一位知情人說，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高，建議毛不吃豬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間，各地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別墅、賓館豪華程度超過國賓館。

十分人禍 無關天災

　　前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團團長吳康民高度評價楊繼繩及《墓碑》。說他是一位治學嚴肅、搜集資料豐富，而又思想開放、大膽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繼楊繼繩此前出版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內容涉及訪問趙紫陽的敏感題材）、《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著作後，「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的一大貢獻」。

　　吳康民指出，楊繼繩的「墓碑」，觸及大規模的「人禍」，揭露了極大的「黑暗面」，書中強調四點，一、中國大饑荒的真相長期不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搪塞民眾，其實完全是十分人禍，沒有天災。

　　二、一般人們知道河南省當年餓死了300萬，卻不知道中國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國」四川，保守估計為1000萬人。原因是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跟毛最緊，四川揭蓋子最晚。大饑荒與反右打壓敢言者有直接因果關係，大饑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別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確紀錄的已達3000多例，其中紀錄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與煮熟的人肉拿到會場批鬥，結果群眾饑餓難忍，一人說：「我也嘗嘗！」眾人蜂擁齊上，批鬥大會變成搶人肉、吃人肉大會。

　　四、中國大饑荒的影響超過文革，其死亡人數相當於全世界二次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當然也遠遠超過8年抗戰中國死亡人數，大饑荒死亡數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了450顆廣島原子彈。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丁學良稱此書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本值得尊敬的書」。他說：「我從來沒有寫過任何書評，因為沒有時間。可今天，在回顧中國改革發起30年的時候，我卻要破例寫一次，因為《墓碑》太有價值、太有意義了…。」 丁學良指出，此書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幾家大報刊即用嚴肅書評予以反應，對它評價極高。他也認為這是他20年來所讀到的研究「大躍進」著述「最全面、最實證、有最多第一手資料和最多細節的一部傑作」。儘管他一直關注這方面的資料，但這部書「依然讓我吃驚─有些細節我都看不下去，時常要放下來，喘一口氣，因為裏面的內容太沉重了」。

　　楊繼繩表示，這本書題材沉重，估計出版後會讓他面對更大的政治壓力和風險，但是追尋真相的使命、反省歷史的責任，讓他「必須給自己一個交代」，也為父輩和那個時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我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可參考：陈奎德：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http://blog.udn.com/teddy5422/2499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