餓死3600萬人是什麼樣的概念？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450枚原子彈，相當於發生150次唐山大地震。第1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1000多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今年是中國「大躍進」5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發生在半世紀前的「大躍進」運動導致的3年大饑荒，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個鮮活的生命死于人為的饑餓，出現大規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饑荒過去50年了，這段歷史始終含糊不清，幾千萬亡靈魂歸無所。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天地圖書公司），此書長達80萬字，分上下兩冊，堪稱是血淚交加、資料翔實的長篇調查報告，也是一幅真實記載大饑荒的全景圖，詳細記述了1960年代大饑荒餓死3600萬人的史實，並著重介紹其中12個省餓死人的情況。

　　請看書中記載的一段文字；「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裏，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裏，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信陽五裏店村一個14、15歲的小女孩，將4、5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只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 饑餓比死亡更恐怖！

　　此書是作者逐一實地考察、走訪大量當事人，包括當年各級幹部、饑荒倖存者及見證人，並詳細閱讀檔案資料寫成。對沒有實地考察的其他省分，他則透過各種管道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公開或未公開的各級檔案、會議紀錄、談話紀錄及各種地方誌、縣誌，也參閱了許多專著、統計資料等。他窮10年之力，收集了近千萬字的資料，寫成《墓碑》一書，填補了歷史空白。書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資料，都詳細注明來源、出處，有些還配有照片。

　　這是一本承載了許多倖存者集體記憶之書，亦是紀念3600多萬餓死亡靈的墓誌銘。

　　1999年秋，楊繼繩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瞭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他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他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裏。楊繼繩感歎：「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他在書中描述，死亡前的饑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裏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

　　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骨肉親情是楊繼繩寫作《墓碑》的動機之一。他的父親是一位善良、正直的農民，1959年死於饑餓，事隔半世紀，父親臨死時的慘狀、家鄉慘不忍睹的情況仍歷歷在目。楊繼繩說，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改為《墓碑》。他指出書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墓碑；四是在這本書寫到一半時，楊繼繩在體檢時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後來有幸在復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

　　因此，楊繼繩決心為歷史作見證，記錄這一曠世災難，以警後世。他強調，把真相公諸于眾，不是為了喚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後不再出現這樣的悲劇。大饑荒始終是巨大的歷史包袱，遲早要卸掉，並要從中汲取教訓。他深刻指出，大饑荒的成因及結果，間接引發了另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

　　字字血淚 不忍卒讀

　　美國西東大學、21世紀中國基金會和中華學人聯誼會10月17日至19日在紐約聯合舉辦「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大躍進5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加拿大及全美各地40多名學者與會，旨在探討中國當代史上大躍進和改革開放這兩大歷史事件的意義及影響。《墓碑》作者楊繼繩也是與會者之一，這次應邀訪美，在會上發表「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調查報告，並接受《世界週刊》專訪。

　　「叫墓碑，太沉重」！《墓碑》確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書，不少人在閱讀此書時，難以忍受錐心之痛，幾番掩卷，不忍卒讀。知名作家倪匡形容，「讀《墓碑》，感覺每一個字，都有30個魂縈繞在旁，深深體會什麼叫『令人髮指』的感覺。」他並形容《墓碑》文字的震撼力，有「字字血淚」之說。

楊繼繩在「墓碑」前言部分，詳述了他父親悲慘死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楊繼繩在湖北浠水第一中學讀高中，他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匆匆趕到學校通知他：「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他：「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裏的人把他抬回來的。」楊繼繩當即向老師請假並到食堂停夥3天，取出他的口糧──3斤大米，然後趕回他下灣的家。「走到灣裏，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淩亂的土坑。池塘幹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幹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待在家裏出不來。灣裏一片死寂」。

　　他走進家門，發現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裏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只手，我心裏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裏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變成這個樣子，楊繼繩心裏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他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然而父親已經不能下嚥了，三天以後與世長辭。埋葬了父親，他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楊繼繩說，那時，他沒有懷疑過共產黨和政府，所有被灌輸的東西都全盤接受。「1957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1958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裏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1959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楊繼繩說他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他不敢懷疑。「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1960年他考入北京清華大學，大學期間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使他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到12月，他和幾名同班同學一起到20多個城市「串聯」，各地大字報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3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楊繼繩在清華大學拖拉機製造專業畢業後，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他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及許多與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楊繼繩說：「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饑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可參考：陈奎德：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  http://blog.udn.com/teddy5422/2499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