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添灯（1901－1947）

王添灯出生於新店，祖父是一位漢醫，父親是茶農；日本時代曾服務於新店庄役場（即鄉公所），並於夜間赴成淵中學上課，不久調至台北市役所。1929辭去公職，致力於漢醫的振興，推動全島性的「皇漢醫道復活運動」，並進入「乾元葯行」任職，同時擔任「東洋醫道會」台灣支部機關雜誌的編輯。

     1930年6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王天灯擔任台北支部的主幹（即支部負責人），後來並膺選為自治聯盟的理事，開始投入政治社會運動。1931年在台北市港町開設「文山茶行」（今長安西路、南京西路附近），從事茶葉出口生意，茶行生意興隆，分別在大連、沖繩及新加坡等地設有分店。在茶葉生意外，他仍不忘地方自治運動，於1932年出版一本闡論台灣地方自治問題的著作「台灣市街莊政之實際」；文山茶行雖然是個生意場，但一方面也成為一群關心時政人士之聚會場所。

     戰後初期王添灯對於新時代充滿希望，希望貢獻一己私力來建設新臺灣，因此積極活躍於政壇和新聞界；1946年當選省參議員，問政期間，十分認真，曾在省參議會中，提出「國民大會代表宜付民選，絕不可使外省人為本省國大代表」等十二項政見。在省議會兩次大會期間，發言八十一次，單獨提案十三件，聯名提案五件，議事踴躍於此可見一斑，另外他對省參議會僅是諮詢機構而非議決機構，感到失望，提出〈省參議會的千萬言〉質詢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接收臺灣，貪污舞弊層出不窮，官員多從中中飽私囊。除折衝於政壇外，王參議員也馳騁於新聞界，「人民導報」曾聘請其為社長；又與蔡慶榮等人創刊「自由報」，勇於批評時政，關心臺灣地方自治。還因之遭受臺灣警備司令部警告和停刊之命令。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擔任《處理委員會》宣傳部組長，王參議員膺此重任不敢掉以輕心，在一些同仁參議下，草擬三十二條處理大綱，要求當局付諸實施，後來在大會中又追加十條，但這四十二條卻在二日後成為「反抗中央背叛國家陰謀」的罪證，成為大屠殺的藉口。此四十二條處理大綱向陳儀提出後，卻遭陳儀震怒拒絕。王添灯沈痛的在電臺廣播，認為這次事件已不能由處委會單獨處理，只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三月十一日淩晨，憲兵隊包圍王添灯住處，王添灯在睡夢中被拖走。據聞，他被抓後，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審訊，卻因大聲抗辯不屈不撓，而遭人以汽油焚身而亡，令人不勝欷噓。

2.黃媽典（1893－1947）

嘉義的朴子鎮上有兩位地方上的名流，在228事件中消失。一位是朴子副鎮長張榮宗，一位是台南縣參議員、縣商會理事長黃媽典。前這是一位與社會主義過從甚密的反日份子；後者則是一名典型資產階級的親日人士。
    黃媽典，幼時聰穎，台灣總督府直屬醫學校(現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出任嘉義廳瘧疾防治事務囑託，兩月後兼檢查員，旋陞任檢疫委員。1914年為家境所累毅然辭職，行醫於家鄉額德壽醫院，並經營實業，擔任許多產業的要職：「台朴腳電燈株式會社監察役(監事)，、「台朴拓植公司理事兼公司長」、「朴子腳畜產株式會社取締役(董事)、副社長」。
1920年，黃媽典被派任為朴子街長(即今鎮長)，與日本統治當局關係日漸密切。翌年，日政當局賜配紳章。1922年，被任命為台南州協議會員(日據時代行政區，朴子屬台南州東石郡)。1932年，被任命為台灣總都府評議會員。同年並被奏以任官之待遇。 1933年，接受日本當局授以「從七位」之贈勳。1937年當選東石郡實業協會會長，同年10月（七七事變的兩個月後）被任命為國民精神總動員台南州支部參與，1942年4月被任命為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委員。七七事變後，台灣總督府為配合侵華行動，展開所謂「皇民化運動」，黃媽典被任命為「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奉公委員，及該會台南州支部參與。
    黃媽典除了在政治上與日政當局關係密切之外，在實業發展上，也有相當的發揮。1938年出任朴子信用組合監事、朴子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理事組合長，1939年4月任東石自動車株式會社社長、9月任台灣合同鑄造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專務董事），1942年擔任嘉義乘合自動車株式會社取締役兼社長。終戰後，他繼續他的產業，經營嘉義客運，並擔任台南縣商會理事長。1946年，當選台南縣參議員，228事件爆發後，被視為「台南縣暴亂首要份子」遭逮捕，並於4月24日在新營市遭槍決。（摘錄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3.李瑞漢（1906－1947）

    李瑞漢出身竹南地主家庭，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科，通過司法科高考後，返台在台北永樂町開業當律師。李瑞漢平日為人豪爽、富正義感，日本人要求他改日本名字，仍不為所動，為了不改日本姓名，他的孩子在學校讀書屢遭欺侮，李瑞漢曾經替長老教會與日本官方的財務糾紛打官司，惹得日本當局視他為美國的間諜。

終戰後，仍為執業律師，並當選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對於新的政局，和一般台灣知識份子一樣，抱持著希望與期待，曾經與一批社會領導人士一同發起出資修建介壽館（今總統府），以便國府的接收。有一次，有一家叫做「迎」婦產科的日本人醫院，替國軍七十軍的一位軍官的妻子開刀，這位罹患癌症的女病患因注射盤尼西林反應不良而不治死亡。軍官不放過醫院，打起官司。醫師公會委託李瑞漢為被告辯護，審判結果，醫院勝訴，法院判決病患之死為不可抗拒，醫院不須賠償。軍方對此頗表不滿，也連帶對李瑞漢懷恨在心，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藉機報復。

    二二八事起，李瑞漢並無任何暴動行為。只是在三月初，召集台北市律師公會會員開會，檢討時局，提出改革建議（當時行政院長官陳儀對外表示歡迎各界提出興革意見）。李瑞漢他們提出之建議書內容，不外「司法獨立」、「起用本省人」之意見，並無什麼激越言論。3月10日下午，李瑞漢的一位來自台中的朋友林連宗（亦執業律師，省參議員及制憲國代），因交通中斷，暫住李瑞漢家。該日下午四時許，林連宗、李瑞漢，以及同樣執業律師的弟弟李瑞峰（亦是中央大學畢業）正在李瑞漢家中的客廳聊天，一邊吃隔壁鄰居送的魷魚煮成的粥，忽然有四個便衣和一個憲兵軍官前來，表示要找李瑞漢，在場的林連宗及李瑞峰主動向他們表明身份，結果也一併被「請」走，軍用吉普車載走後，一去不回。

    李瑞漢走後，李妻焦急萬分，到處打聽下落，每聽到某處出現屍體，便前去認屍，皆無所得。經過數年，音訊杳然，李家後來3月10日，李瑞峰三人被捉走的日子，作為忌日。並且，每逢3月10日，他們吃魷魚粥以作紀念。弟弟李瑞峰走後，李家等於家破人亡，孩子被送進孤兒院，處境相當淒涼。沒想到，台灣的「光復」，帶給當時台灣的社會菁英份子，是這般苦澀的果實。(摘錄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4.楊元丁（1898－1947）

桃園八塊厝人，公學校畢業後，赴基隆就傭於煤商大祥行，由於業務上的關係時常和勞工接觸，遂種下濃厚的社會意識；後來加入蔣渭水所領導的「台灣民眾黨」，從事社會運動參與政治演講。1928年籌設「基隆行商自冶協會」，成為台灣民眾黨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之加盟團體，更另組「瑞芳農民協會」，熱心幫助藍領階級，並猛烈抨擊時政，被日人指為左傾，先後曾被日本政府逮捕了六次。七七事變爆發時，他更潛入中國大陸從事抗日的活動，直至終戰方又回基隆定居。

光復之後，加入蔣渭川的「台灣民眾協會」，1946年當選第一屆基隆市參議員，並被推舉為副議長。在議會中，一秉其強烈的正義感與使命感，經常質詢當時基隆市警察局長郭紹文（浙江人），強硬的問政風格得到民間極高的評價，但正由於其嚴厲的質詢方式、不畏強權的態度，引起了部份官員的不滿，遂成為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的遠因。1947年二二八事件在台北發生後，旋即擴散到基隆，由於長久以來對陳儀政府及貪官污吏的不滿與壓抑頓時一發不可收拾，手持木棍鐵鍊的群眾開始攻擊警局、官府，而中國人經常出入的高砂戲院和中央戲院，亦成為群眾修理不諳台語的「阿山」的重要地點。一時之間罷工、罷市、罷課之聲不絕於耳，整個基隆市的交通完全癱瘓，市街亦陷入極度的緊迫狀態3月1日，基隆要塞司令部宣布戒嚴，全城頓時成為死城，街上只看得到開槍示警的軍警。

基隆市參議會遂舉行臨時大會，由楊元丁主持，與會之參議員與民眾均痛斥陳儀政府的腐敗，並提出改革省改、台灣自治的要求。最後，會中並決議要求解除戒嚴令。果然，警備總部於3月2日下午六時即解除戒嚴，但是軍警依舊不時向路上無辜的民眾開槍，民心依舊惶惶不安5日，全市十六個團體代表共組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基隆分會，召開常務委員會議，在會中並推選楊元丁為處委會副主席。事件期間為基隆領袖的楊元丁，當然成為國軍抵達後被「整肅」的封象。據日後楊元丁的舊時夥伴表示，在二二八事件中，由於基隆地區鬧米荒，要從他地運送進米。當時有一輛來自台北的運米卡車經過八堵時，由於沒有通行證，遂被軍警攔截，遂找來副議長楊元丁出面交涉，楊卻因此遭禍，反被警方逮捕。據說，楊元丁最後是遭致槍決身亡，屍體亦被丟入大海裡。死時是以「奸匪」之名慘遭殺戮。（摘錄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 謝長廷說，二二八當時屠殺的其實是一代的台灣菁英，損害的不是一個人、一家或一個家族，影響的是整個台灣發展，傷害了台灣整個命脈，這也是要堅定追求二二八真相及轉型正義的必要性。他指出，台灣不是如中國國民黨所糟蹋的沒財經人才，人才是被殺掉了，作為一個有品格的人民、一個有骨氣的族群，沒有去選過去加害者集團領導者的道理，這不是心胸問題，而是品格與骨氣的問題。

◎ 世新大學教授李筱峰說，陳炘生於日本人來台灣的前兩年，死於日本離開後兩年，陳炘不喜歡的日本殖民統治讓他成為社會菁英，所期待的祖國卻結束了他的生命。如果六十年前台灣在一個合理的國度，這些在二二八消失的菁英絕對可以組成一個堅強的內閣，二二八對台灣的傷害是難以彌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