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陳炘（1893～1947）

陳炘出生於台中大甲社尾人，幼時在家受漢學，後畢業於大甲公學校之後，考入當時為社會所欣羨的「國語學校」（全名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1919年起易名為「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返鄉於大甲公校任教；後辭去教職赴日本進修，考進慶應義塾（今慶應大學）理財科，這也奠下他日後在金融界發展的基礎。

在日本求學期間，正逢台灣留日學生掀起民族運動的序幕，當時台灣留學生組成在東京「新民會」，陳炘也是創會會員之一，該會有三項行動目標：1.為增進台灣人福祉，從事政治社會改革運動；2.發行刊物，聯絡同志；3.圖謀與祖國大陸的同志接觸。其中第二項目標具體表現是創辦《台灣青年》雜誌，陳炘也參與其中的編寫工作；有關陳炘在東京求學及參與民族運動的情形，張深切在他的《里程碑》一書中，有如下的記載：「他（按：指陳炘）自小老成，在東京慶應大學讀書的時候，雖然也參加過台灣留學生所掀起的各種運動，他的確是名副其實的書生，大概多我十一、二歲，我在中學，他在大學，當時我覺得他在我們留學生中是為翩翩公子，異常溫文爾雅。」

1921年，從慶應義塾畢業後返回台灣後，與台南名門謝石秋之女謝綺蘭結婚，並於1923年轉赴美國進修，先進入愛荷華的吉奈爾學院（Grinnell College）攻讀經濟學和商業管理，一個學期後即轉學進入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仍專攻經濟學。當時有許多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組織有「中國學生會」，陳炘也積極參與其中，同期哥大同學，有很多人後來都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例如：五四運動的學潮領袖羅家倫、死於西安事變的國民黨要人邵元沖、研究中國哲學的著名學者馮友蘭。1925年從哥大畢業後隨即返回台灣，當時台灣的民族、文化運動正蓬勃展開，由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所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正在全島從事多項文化啟蒙運動，陳炘被文協延聘為夏季學校講師，講習經濟科目。除此之外，陳炘亦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拓展，為對抗日人對台灣金融經濟壓力，結合民族運動的領袖林獻堂，籌組一個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遂於1926年創辦「大東信託株式會社」，並擔任總經理；到1934年大東信託已成為台灣島上僅存的五家信託公司，成績最優者，然而日政當局乘實施信託法，由台灣銀行、商工銀行、彰化銀行、華南銀行共同出資，強行將之與屏東信託、台灣興業信託合併成立「台灣信託株式會社」，董事長由台銀派人擔任，陳炘出任專務取締股（總經理）。

陳炘在本土金融業方面的努力，是台灣金融界的先驅者，同時也奠定了他的社會地位，1930年被遴選為台中州協議會會員，到了1941年，日本大肆瘋狂推行皇民化運動時，陳炘亦被日政當局指派出任「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的委員，並擔任皇民奉公會台中州支部的生活部長。甚至戰後，受邀參加南京受降典禮，是台灣六位代表之一；不久奉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令籌設台灣信託公司，隨後並出任董事長。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受難者因前「接收台灣信託公司」及設立「大公企業」兩案，損及浙江財閥利益，並與陳儀政府多所齟齬。同年三月十一日凌晨，在被台北警察局刑警大隊帶走，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逕行處死。（摘錄自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1990）

2.阮朝日

屏東東港林邊人，為當地望族，不僅是「書香門第」，也經營鹽、糖、玉器、台車等事業。阮朝日是第三個兒子，與其二兄阮朝聘自幼聰慧，鄉人常以「小孔明」、「小孔子」稱呼他們。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赴日進東京高輪中學，再考入福島高等商學院就讀。儘管阮家是個富裕的家庭，但是阮父因排行老么，所分家產並非很多，因此阮朝日在日本求學期間的生活費用，並沒有全靠家裡接濟，全以半工半讀，自籌學費；由於他對汽車製造很有興趣，所以到一家「自動車會社」打工當學徒。沒想到，因為工讀使他逃過一劫，原來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大地震，高輪中學的宿舍倒塌，當時阮朝日正外出打工，倖免於難。

日本福島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後，返台經營阮家家族企業「長福商事株式會社」的代表取締役（相當於董事長職），又與屏東名流林耀明、李開山等人合股創立屏東信託株式會社，阮朝日擔任該會社的「代表取締役兼常務取締役」，為該會之首腦；屏東信託是當時台灣的三大信託業之一，這三家信託會社於1944年合併為「台灣信託株式會社」（後來併入華南銀行）。1930年3月，阮朝日辭去屏東信託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之職，赴台北應聘擔任《台灣新民報》販賣部長兼廣告部長，後又轉任印刷部長，1937年當選為該報監察役（監事）。在《台灣新民報》任職期間，阮朝日曾經一方面與朋友投資合開「日丸式木炭自動車株式會社」及「朝日式木炭自動株式會社」，從事汽車零件製造。當時台北市尹的座車，就是由他的「會社」製造的。太平洋戰爭前夕，《台灣新民報》在日本人的高壓下，改名叫《興南新聞》。阮朝日擔任該報監察役。而後《興南新聞》又被迫與在台的其他五家報紙合併為《台灣新報》。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派李萬居接收《台灣新報》，改組成《台灣新生報》，阮朝日被聘為該報的總經理。

國府接管台灣之前，阮朝日與地方紳士斥資修建在戰期間受損的總都府（總統府），當時也有很多被日本調往海南島的台籍日兵衣食無著，留困海南島，與好友施江南等奔走，組成「台灣海外青年復員委員會」，呼籲政府早日接送這些可憐的同胞返台，台籍日兵回台後，阮朝日還帶著女兒親自到台大醫院去為傷患士兵倒茶水，幫忙照料。1946年6月，丘念台發起籌組「台灣光復致敬團」，糾集台灣社會領袖赴祖國拜訪致意，阮朝日雖然不是該團成員，但該團出發及返台時，阮朝日都熱誠負責接送；可見阮朝日在台灣「光復」後對「祖國」的這份心意。

1946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阮朝日正因氣喘病發作，在家養病，每天延請他的好友醫學博士施江南來家診療。3月9日之後，國民黨軍開始大規模屠殺和濫捕，本來天天來家裡看病的施江南，忽然沒來了，不久得知施江南莫名其妙被捕失蹤，阮朝日十分焦急，擔心朋友們的安危。3月12日甫出嫁的大女兒回家探望父親，由於當時時局十分混亂，大女兒勸父親避避風頭，阮朝日回答說：「我又沒犯什麼罪，為什麼要逃？」話才剛說完，就聽到有人敲門，門一打開有五位便衣人員，其中一位用北京話問：「這是阮朝日的家嗎？」阮小姐答：「是，有什麼貴事？」對方接著說：「麻煩你請他出來，我們有關報社的事，想請教他。」便衣人員載走後，一去音訊全無。

阮朝日任職總經理之台灣新生報，係源自日治時代台灣新報，內含一股台人勢力，與其他勢力不甚相容，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企圖收編而不可得。二二八事件期間，雖然因病在家休養，未參加政治活動，惟新生報繼續報導二二八消息，引發當局藉機清除報社異己分子。因此阮朝日遂被羅織「陰謀叛亂首要」罪名。（摘錄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3.吳鴻麒（1901-1947）

國民黨現任主席吳伯雄先生有兩位伯父，兩人特性互異，命運不同，大伯父吳鴻森是資深老表，安養天年；二伯父的伯吳鴻麒，個性耿介，不得享天年，於二二八事件中蒙冤受害。吳鴻麒中壢客家人，乃一介文人，日據時代自「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之後，曾任教於龍潭公學校及中壢公學校。後來曾赴上海協和大學進修，爾後又轉入日本大學法科，畢業後通過司法科的高等考試，取得律師資格，便於台北建成町開業。

終戰之後，吳出任台灣高等法院推事，由於出身治學嚴謹的日本法學系統，吳鴻麒對於光復後陳儀政府官吏貪污馬虎的作風十分不以為然，因此封於貪污暴亂案件的處理均十分嚴格，從不加以寬待，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小說家吳濁流在其描寫二二八事件的作品《無花果》中，便曾提到：「......法官吳鴻麒，據云：有個軍 人之妻進了日人經營的醫院，因生產時的開 刀手術而死，打起了官司，吳推事刊決醫師無罪，因而遭怨被報復。」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吳鴻麒沒有參加任何行動或聚會，他甚至還到監獄視察監獄中被捕嫌疑犯有無安置妥當；但3月12日在高等法院故遭國府軍逮捕，被捕的當時，正在法院開庭，同月16日在台北縣七星區南港大橋腳遭槍殺。17 日吳妻接到消息，得知南港坑道口有幾具屍體，其中可能有吳鴻麒，乃趕去認屍，果然發現有吳鴻麒，吳妻認屍後，欲租汽車載運屍體回家，卻因為當時政治氣氛恐怖，無人敢出租汽車，最後在百般困難下，僱用了一輛手推車，才將屍體推回家。據說，吳鴻麒的屍體，經吳妻一番清洗後，受槍傷的傷口，竟然滲出鮮紅的 血。（摘錄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 謝長廷說，二二八當時屠殺的其實是一代的台灣菁英，損害的不是一個人、一家或一個家族，影響的是整個台灣發展，傷害了台灣整個命脈，這也是要堅定追求二二八真相及轉型正義的必要性。他指出，台灣不是如中國國民黨所糟蹋的沒財經人才，人才是被殺掉了，作為一個有品格的人民、一個有骨氣的族群，沒有去選過去加害者集團領導者的道理，這不是心胸問題，而是品格與骨氣的問題。

◎ 世新大學教授李筱峰說，陳炘生於日本人來台灣的前兩年，死於日本離開後兩年，陳炘不喜歡的日本殖民統治讓他成為社會菁英，所期待的祖國卻結束了他的生命。如果六十年前台灣在一個合理的國度，這些在二二八消失的菁英絕對可以組成一個堅強的內閣，二二八對台灣的傷害是難以彌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