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而「和談」能成為朝廷之政策，必定是當時國力脆弱或一時權謀運用才有的產物，漢高祖北征而陷於平城白登山七日之圍，此即「處落平陽遭犬欺」之典故，後採策士陳平之計脫險，爾後高祖即採劉敬「和親匈奴」之策，後人以為此乃「開創了中國歷史上以和親作為外交工具的先河」，班固亦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其實不然，春秋戰國時代，早已有之，所謂「秦晉之好」已是那時代聯姻締盟的招數了。而最屬成功的「和談」政策，則是宋朝初期的「澶淵之盟」，宋朝開國二帝：宋太祖趙匡胤剿滅群雄，統一南方，宋太宗趙光義滅了北漢（山西太原一帶以北，五代十國最後被滅之國）此後三次北伐契丹，但都是先勝後敗，鑑於此種大規模的北伐動員，已使民間負荷過重，太宗對北方強敵之契丹即改採「和談」之策略，當宋真宗即位後，於西元1004年契丹已兵臨澶淵城下（河南濮陽附近），離開封城僅一日之程，朝野震動，人心惶惶，朝臣或稱遷都金陵，或稱遠避成都，但在寇準、畢世安的強力主導下，宋真宗親臨澶淵訂立城下之盟，每年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予遼國，此乃「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兩國共同聲明「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此和約令宋、遼不加兵者120年，史稱「澶淵之盟」。這是成功的一次和談，也是朝廷體恤子民的政策。

三、由上述可知，「主和」若非由皇帝親自下令貫徹，或是由朝廷群臣的共識凝聚而形成，在儒術官僚集團的道德治國下，必遭圍剿而致罷官失權的下場，即若如「澶淵之盟」的成功典範仍免不了遭這些「嚴華夷之辨」的儒者批判：認為宋真宗的懦弱，開「歲幣」先聲，致此後兩宋的積弱不振。即令時至二十世紀初的國民黨政權，在日軍咄咄逼人的氣勢下，蔣介石想以「和談」的策略，謀以時間換取備戰的空間，但仍拗不過「西安事變」的兵諫，被迫放棄剿匪而倉促應戰，只好以不斷的犧牲來換取成功，而那位「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汪兆銘，為保全實力，出走重慶至河內發表「艷電」，留給老蔣八字真言：「兄為其易，弟為其難。」配合日本在上海成立偽政權（1940年），江南為此免於再度生靈塗炭，屍橫遍野，有點類似清末的「租界」般的繁榮太平，多少烽火下的生靈感佩其「失德毀譽」的犧牲，但在歷史十字架上，他被釘上「漢奸」二字，永世不得超生！同一時期，法國貝當大元帥，亦是忍辱配合德國在巴黎成立「貝當政權」，但法國史界卻允他一個公正的歷史地位，孰是孰非，人民心中自有解答，但前提必須擁有透明無遮的史實，中華文化幾千年來的悲哀在於：當權者對歷史詮釋的霸權心態，甚至假造史料，扭曲歷史的場景，如此不能開拓視野，以史借鏡，如何「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在目前的中國，你仍不可來審視「大躍進」的盲動，亦毋須對十年浩劫的「文革」來反思，更不應對「八九民運」提平反。幸哉台灣！這支中華文化與西方民主文化的混融體，在李前總統落實民主憲政且針對「台灣主體性」的堅持，總算把儒術「大一統」流毒排出體外，免受其害。

四、事實上，地處中華文化邊陲的台灣，其早期墾植拓荒的先民，絕大多數是締造「閩南人的海上世紀」（湯錦台語）這些較具開放冒險精神來自閩、粵居民的後代，尤其是隻身勇闖海洋奮鬥或渡過黑水溝來台墾荒的先民，大部分是因為中國謀生不易的庶民百姓，又常因自衛而須形成武裝集團，本來就被清國視為海賊盜匪而站在對立面，亦鮮被儒術荼毒，兼之台灣因馬關條約而受惠，被日本建設為近代化之寶島，台灣之西化又是透過日本統治的轉化而來，歷時50年之久，故儒毒尚難入骨三分，受害亦較淺，以邊陲的地理位置，有開放冒險精神的先民之風，又承接西方民主文化的洗禮，故較於中國原本的儒術文化，已大相逕庭，天生體質既佳，後天固元培基亦勤，李大夫（登輝）調理手法精準，始有今日民主榮景！其實台灣先民在日治初期亦曾基於民族情感而遍地血花，群起抗暴，但鐵國山寨主簡義、柯鉄虎，阿緱的林少貓（柯、林乃抗日三猛之二人，抗日三猛：北部簡大獅、中部柯鉄虎、南部林少貓），台北的陳秋菊，大埔的黃國鎮等均先後為日本所招降屈之，不似張巡、陸秀夫、史可法等儒將視名節為大，而拒從於異族；蓋那時代台灣因位於大航海時代的要站，與世界交流經驗頗豐且久，洋槍、洋艦、洋人新聞、萬國新知等新時代的玩意也見多了，消息也比較靈通，與內地那種僵化、自大、封閉的心態，大異其趣，能接受現代文明的「和談」、「投降」等理念了。換言之，這些冒險趨利的閩南人後代，以「務實」的態度脫離了儒術「大一統」的流毒，事後亦證明他們的抉擇還算正確，畢竟日本把台灣的建設搞得有聲有色，讓這些後代，活得比內地的昔日同胞更為富裕、更有水平、更具人性。

五、中國在民初經歷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原本有機會對儒家的權威、封閉等流毒作一番滌骨洗髓的篩檢，可惜因長年軍閥內戰又因抗日及共黨的革命成功，致前功未果旋即陷入一黨專政的震懾統治，從「家天下」的皇權轉化為「黨天下」的黨權，陷入比儒術更為細膩，比皇權更加深入鄉里的「權威」體系，兼之冷戰時代與自由世界隔絕三十多年，在民主思想與體制尚在萌芽摸索的階段，統治者居高臨下的「權威」心態，迄今並不亞於皇權時代，徒有法制虛名，尚難有「依法行政」的民主心態，故對1989年的天安門學生之群眾運動，毋須祭出「和談」的精神來溝通，因為這個「權威」是不容挑戰的，他有坦克與子彈作後盾！「和談」這詞兒在中南海的運用，只是「權術」的變裝而已，他和氣地與你溝通，只要你同意他的條件就好，如果你拒絕他的和氣要求，那就是「敬酒不喝喝罰酒」的挑釁了，「和」只是一種方法，一種手段，從國共數次和談的歷史解析，不也印證目前的看法嗎？黨下天的權威乃是對於獨尊儒術的皇權，更進一步的深化。一邊是深化民主的台灣，一邊是深化權威的中國，在思想的平行線上，卻逢歷史的命運交叉點，到底是民主要低頭，還是權威須褪色，或許人民的意志，才是這個問題的解答，因為民主的台灣求和而不可得，終究被迫凝氣會神的捍衛台灣而戰！因為我們的祖先，選擇「出走中國」，我們這些後代子孫也只不過恪遵祖訓：好好建立一個美麗的家園－－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