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7月30日 記者岳華綜合報導

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日前公開演講稱，中國社會面臨最急迫的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不解決，別的改革根本就無從談起。他還表示，過去的兩個三十年的路基本上走完了；現在社會要進入一個新的三十年。這些敏感言論與習近平當局近期一再釋放的危機和變局信號相呼應。

6月28日，社會學者、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孫立平做客騰訊思享會夏季論壇，並發表演講。他表示，最近這幾年的時間，中國社會處在一個空前的困惑的狀態：哪怕是那些最具體最眼前最現實的一些改革，都會讓人感覺離我們很遠很遠，更不用說那些深遠深層次的改革了，有時候聽起來都如夢幻一般的感覺。這說明在改革的前面還有別的東西。這些東西不解決，改革就無從談起。

孫立平認為，中國社會最現實，最眼前，最急迫的三個問題：一個是國家的方向發展，第二個是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第三老百姓的希望感；這三個問題沒有一個最基本的答案，沒有一個最基本的框架的時候，別的改革根本就無從談起。

他說，首先，是國家的方向感。現在大家都在焦慮經濟上的不景氣；實際上，經濟蕭條的背後，是社會在停轉，體制在停轉，甚至政府在停轉。有人說，這是反腐敗造成的怠工現象，是有這個因素，但不完全是這個因素。有的官員說，現在不知道怎麼幹，一干就出錯。這後一個原因說明的是國家的方向感問題。在最近的一段時間，「經濟上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走，政治和社會朝著民主、法治的方向走」，這個方向感有些模糊了。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對國家的方向感覺模糊了。

這個方向感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國現在國家的方向感不明確，什麼改革，什麼轉型，根本都談不上。而解決方向感問題，按照道理來說其實沒什麼可難的。十八大之後出了兩個文件，一個是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地方，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另一個是四中全會，法治，依法治國。問題是要真正朝著這個方向走。

第二，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而這跟國家的方向感有著直接的關係。在最近的幾年中，與國家的方向感模糊相伴隨的，是相當一批精英在跑路，資金在外流。現在跑路最明顯的，一個是有錢人，一個是有知識的人。這背後，就是精英的安全感問題。

你能明顯感覺到，很多企業家尋找的都是短期機會，一些長遠的規劃，長遠的投資，不願意考慮了。為什麼？因為看不清這個社會將會怎麼走，甚至在擔心自己的財產安全。因此，現在經濟要走出困境，精英上層的安全感非常重要。而安全感最基本的保障，是法治。臨時性的政策傾斜，甚至一些重視民營企業的舉措，都已經不能解決問題。

第三，老百姓的希望感。十八大之後，打老虎、反腐敗，更進一步讓人們看到了希望。但最近一兩年中，社會的心態，老百姓的心態，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甚至對反腐敗，也是什麼樣的說法都有了。

這個情況又與經濟周期碰到了一起。有相當一部分地方，去年農民的收入是減少的。而按照目前整個經濟形勢，農民打工的收入也不可能有很大增加。城市去產能，涉及到幾百萬人的轉崗甚至失業問題。

孫立平表示，上面這些問題，說起來都是對未來的預期問題。在社會轉型期，形成對未來明確而穩定的預期，是至關重要的。孫立平最後強調，中國現在面臨的情況是，過去的兩個三十年的路基本上走完了，其潛力基本上釋放完畢。現在不是簡單地按照哪個三十年的道路往前走的問題。現在社會要進入一個新的三十年。這個新的三十年應該建立在過去那兩個三十年認真反思的基礎上，從而提出具有一種超越性理念。這個理念，應當體現出對過去兩個三十年的繼承與超越，應當體現出13億人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應當體現出人類的普世價值，應當體現出人類進步的共同方向。這也就是這幾年他一直強調的公平正義的問題。

孫立平的上述言論在微博被轉發，引發熱議。有網民跟帖表示，「要變天了」，「錯過了最好時機就可怕了。」今年初，孫立平在題為「從集體領導到雙首長制」的博文中，指出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導致內鬥不止，並提出最有效的體制是代理關係明確前提下的首長負責制。不過，如果委託代理關係不明確，同時也缺乏有效的制衡機制，真正的首長負責制也是無法在中國實現的。文章直指中共的政治體制存在根本性問題。

孫立平在3月發表的另一篇談及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挑戰的文章稱，在過去幾十年的停滯時期，權貴集團不僅大肆掠奪社會和民眾財富，而且形成了一種系統的惡政，具體表現就是維穩、強拆、縱容貪腐，其引發的災難是兩極分化、法治倒退、社會潰敗、生態災難。因此只有在系統清理權貴惡政的基礎上，才能談得上新體制的建立，才能為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開通道路。

孫立平近年來的一系列敏感言論均強調，解決中國當前各方面的困境和問題，實現真正的政治體制上的變革才是唯一出路。只有在新的體制下，才可能解決經濟的轉型問題，才能實現社會的進步和公平正義。這與中南海高層和體制內學者一再釋放危機和變局信號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