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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至:(三十八): 他們改變香港 也必將改變中國
2011/07/24 10:47:16瀏覽200|回應0|推薦0

他們改變香港 也必將改變中國

南都周刊-2011-07-24旺報【記者盧虹/整理】

 評論解讀中國內地新移民正成為香港社會不容忽視的力量,本文指出,他們在建立一種新的話語權的同時,已逐漸成為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載體,改變著今日的香港,而在將來,也必將改變整個中國發展的軌跡。

 在香港歷史上,出現過一次又一次的「大熔爐效應」,它不僅熔合了中國不同的地域文化,也讓來自中國不同省分的人都有機會在這個小島上改變自己的命運,同時改變了香港的體質,也意外地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軌跡。

 香港上一次的大規模移民是在1949年。由於政治的劇變,導致數百萬人從中國不同的角落移居香港,從董建華的家族到邵逸夫,再到李嘉誠,這批移民在隨後的幾十年內改變了香港,讓這個英國人統治的小城市,一躍成為全球矚目的「東方明珠」。而在1997年,它打破了西方媒體所說的「香港之死」的悲觀預測,上升成為亞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從而取代東京,成為中國經濟融進全球化浪潮的橋頭堡。

 一個新的話語權出現

 正是這樣的經濟劇變,導致了新一波的移民潮,從中國的各地來到這個島嶼的新移民,和這個島嶼進行著奇特的互動,並且開創了一個難以預測的未來。

 新一波的來港移民,不再是那些來自廣東鄉下的底層移民,而是可能身懷巨款、與權力部門關係千絲萬縷,這樣的群體在香港發揮越來越重大的作用。也恰恰是在這個時刻,全球化的浪潮澎湃,中國前往全球先進國家留學的精英,畢業後不少也來到這個島嶼城市,尤其在金融界和投資銀行業,說普通話的聲音,逐漸代替了過去這個行業被英語所壟斷的格局,代表了一個新的話語權的出現。到了最近這幾年,金融的監管機構和經濟遊戲規則的決策權,也不可逆轉地落在來自中國「海歸派」精英的手上。

 李小加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198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英文系,後來去了美國念新聞和法律,在西方金融界工作多年。今年他出任香港證券交易所的行政總裁,權傾一時,成為香港金融界的高層領導人,也是第一位內地背景的精英主管香港金融的平台,年薪高達720萬港元。

 事實上,香港已經成為了中國「海歸派」的最愛。

 知識新移民改變香港

 在大學校園也是如此。香港大學的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近年也請來內地資深媒體人錢鋼擔任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錢鋼在中國內地曾任記者多年,他寫的《唐山大地震》,成為香港中學教科書中的範文,他很有可能在香港培養出新一代的中國記者。

 這些有內地背景的精英,很快就改變了這個城市的風貌。香港長期以來被西方專業精英所壟斷的經濟權力版圖,開始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國際化的、但也是很有中國情懷的海歸派精英,以李小加為代表;匯合了來自中國的專業人士,以錢鋼為代表,他們開始在這個城市展示他們的權力肌肉,從商業到學術界,都可以看到中國內地新移民的足跡。

 這些知識新移民,瞭解國際的遊戲規則,也瞭解中國的國情,因而可以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橋樑。這座橋樑也通往新的財富之路。香港這幾年成為了中國企業上市集資的重要戰略重地,不少海歸派就在其間擔任了重要的角色。

 到了最近這幾年,還出現了投資移民的政策安排。中國一些「先富起來」的上層階層,也喜歡換個身分。他們不僅來香港定居,生孩子,還喜歡炒樓。

 也就是說,在30年間,內地新移民在香港的形象,從窮苦的底層到豪氣的高層,反映了中國政治和經濟權力板塊的移動。他們在香港的位置,也映照出時代的變化,展現了中國從鎖國到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成果。

 不容忽視的是這十幾年間,中國新一代的大學生,在香港校園造成的衝擊。這些每年數以萬計的學生,畢業後大部分也留在香港工作,或是去歐美國家留學,然後再重返香港,他們肯定對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命運軌跡會帶來巨大而又微妙的影響。

 比如才在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所畢業的賈選凝,是典型的中國80後,她的大學本科是在北京念的。在香港拿到碩士後,在《文匯報》出任副刊記者,但也在香港電台參與節目廣播。她最近在香港著名的《信報》寫一個有關城市感情的專欄《心經》,吸引了不少讀者的眼球。

 未來中國的改革之源

 正在香港大學念經濟的90後同學素珊說,她來到香港後,發現了一些過去根本看不到的書和電影,這也因此改變了她的職業生涯規畫,她決定在香港考研究生,爭取更深入地去瞭解中國的經濟發展。

 這些20來歲的中國新一代,都會不斷進行香港和內地的比較,並對內地的制度創新作出思考。擁有香港生活經驗的他們,每天都在比較兩地的差異,為什麼在法治、言論自由與城市管理的水平上,內地和香港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出入兩個系統,他們幾乎每天都會有點滴在心頭的反思。

 這些反思到最後也許會成為中國改革的力量之源。如果香港可以,為什麼中國內地不可以?如果香港可以落實法治,那麼中國內地就理應對推動法治更有信心。如果香港的言論自由並沒有帶來什麼禍害,中國內地就更應有信心將那些重重的限制減少、消除。當兩地的這些對比不斷出現時,它也會化為一股沛然的、莫之能御的力量,走進千萬的人心中。

 法治民主自由的載體

 另一方面,香港的中國內地新移民,也強化了香港對北京的認同感和主體意識。他們在中國成長的經驗,對國家的認同,都有一種感染力量,使中國在香港和國際社會的地位上升。香港一些高端的、富裕的、也在專業上很有成就的新移民,超越了香港某些媒體所說的「洗腦」,而是在國家認同的過程中,展現了對中國命運的承擔。愛國不是被動地「唱好」,而是要主動尋找變革的新路徑。

 也就是在香港全新的平台上,新移民揮別原來的「路徑依賴」,尋找超越過去既成體制的理念與實踐,在國際化的香港,發現中國改革的最新靈感。

 這也使香港的新移民社會洋溢著全新的動力。有些充滿抱負的新移民甚至考慮要在香港的民主政治格局中參選,香港作為中國的民主先聲,也有了內地元素摻雜其間。

 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香港的中國內地新移民,將成為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載體,他們改變了香港,也會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軌跡。這也許是歷史的意外,但也是中華民族的福氣,在香港與內地人民交換生命碎片的過程中,也必將淬煉一個新的香港。

 (摘自《南都周刊》201126期,作者邱立本係香港《亞洲週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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