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我們這一行, 有兩種風險, 一種是會害人家破人亡, 另一種是會啷噹入獄.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上山蓋廠房, 那兩棟五層樓的宿舍至今還在, 在九二一大地震的一年多之後, 我返台經過高速公路的三義段時, 遠遠看到那兩棟樓房並沒有倒的跡象, 就暗自慶幸, 好在沒偷工減料得太厲害. 另一位學長就沒那麼幸運, 他在台中縣蓋的大樓倒了, 壓死了好多人, 九二一後吃上了官司, 不知道後來被判幾年.

最近又看到明尼阿波里斯的大橋斷落河床, 造成那麼多人傷亡, 真的會膽戰心驚, 心想萬一自己設計的工程出那樣問題的話, 會是多可怕的事情. 因為我們的工作也是牽涉到千萬條人命的, 兒戲不得. 但從自己進入這一行後十幾年的經驗, 比較在台灣和美國兩地的專業態度, 的確會令我為台灣的人多擔心些.

記得在大學三年級時, 有一門必修的鋼筋混凝土設計課, 那門課有一大項學期作業, 每一個人都要設計一棟五層樓的鋼筋混凝土建築. 等全班都完成後, 每一個人算出來的配筋都不太一樣, 樓板有厚有薄, 有人柱子數量比別人多一倍, 牆璧樑柱尺寸也是百家爭鳴, 但教授也給了一套設計答案, 和許多人的答案又不一樣. 每一個人拿了自己的設計圖, 都說自己的最好, 全班吵成一團, 但是後來有位同學問了每一個人一句話:「假如照你們的設計圖去蓋的話, 你們自己敢住嗎 ?」, 一問之下, 多半的人都說: 「不敢.」. 「連你自己都不敢住, 那別人敢嗎? 」. 那是我們在學校上到的第一次職業道德課程, 那是工程師良心的問題.

我第一次當監工時, 是幫某大公司蓋那兩棟廠房宿舍, 當時的經理和工地主任掌控了施工準則, 給我的任務是幫公司少花點成本, 換句話就是「偷工減料」, 他們當時直接交代工頭把鋼筋少放, 要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放過. 他們不是大學專業學歷, 對設計沒安全概念, 只知道用料越少越賺錢. 其實扣除物料和工資, 以當時的工程, 公司的總成本低於工程總價的五成五以下, 利潤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但他們還嫌不足, 能偷工減料就盡量偷, 而不顧專業道德. 我那時剛出社會, 雖沒經驗, 但對工程設計很清楚, 知道結構的重要部位在那些地方. 他們每次偷到那些部份, 我就會和他們起爭執, 由於他們學藝不精, 又怕出事, 就只能聽命於我, 所以那兩棟樓房問題比較不嚴重. 那兩棟五層樓結構, 面寬四十公尺, 建於山坡頂上, 用閥式基礎, 在我當時的堅持下, 每條地樑和柱子都用足了鋼筋, 連地基都實實在在的挖深加地錨, 別人雖看不到埋在地底下的那部份, 我還是把它做好, 就一個工程師而言, 我不用怕良心的責難. 我很高興後來能通過九二一的考驗, 證明我有足夠的專業, 不然我會永遠不安.

但我後來到台北去作一年公家單位的監工, 就見過更多亂七八糟的問題, 當時的市長是不太管事的, 整天只知道要我們把中山北路弄得漂亮一點, 在他市長任內, 台北市的河堤和道路建設一直都是亂象叢生, 偷工減料和官商勾結是必然的, 我去驗收河床整治工程時, 發現河床坡度作反了, 下游的河床反而比較高. 每次去驗收時, 就發現上頭的官員早就被打點好, 要我們去作樣子點收, 然後把我們當替死鬼. 有一次, 一位年輕的監工發現河堤整治有問題, 但包商早就買通了副處長, 那監工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舉發了那問題, 過兩個星期後, 那監工被一個工人推下河床, 摔斷了手臂, 那件事後來鬧到調查局去辦整個案子, 但後來也是底下的人被抓去辦而已, 大官都沒事. 台北的馬路經常會出現破洞, 多少和底下基礎不夠厚有關係, 原設計三十公分厚的卵石層只有二十公分厚, 瀝青也鋪得不夠厚, 只要重車一壓, 自然就凹陷成洞.

在我目前的工作內, 有四個計畫是在設計地下水庫, 這些水庫的壩高約七到十公尺, 離周圍有住人的地方至少八公里, 在整個設計和建造過程中, 我們幾個負責設計的工程師一直都在檢討各項優缺點, 安全永遠是我們爭執的問題, 業主也為了安全問題而追加預算, 因為人命關天, 沒人敢冒那個險. 明尼蘇達的橋是一大不幸, 我們就怕會發生類似那樣的事情, 一條人命都不能受損. 在整個設計過程中, 要模擬颶風的風災, 估算水庫內風浪的最大影響範圍, 推算可能的壩堤侵蝕和潰堤的可能性, 還要擬定風災前的放水操作規範, 再加上緊急撤離的計畫, 但最大的重點還是不容許潰堤, 為了預防災難, 在壩堤內, 還放進一些感應計, 以便日後長期監測. 這些設計和監造過程, 除了我們自己公司作業外, 還有別的公司和單位在審核, 我今年就曾審查過別家公司的大壩設計. 整個審查的方式是要重新計算一次, 和原設計逐一比對, 提出差異來公開討論, 絲毫打混不得, 花了四個月的時間才完成, 對那個水壩和我們設計的另幾個壩堤我都有信心, 安全沒問題, 就算颱風天, 我也敢去. 這就是專業該有的態度, 專業是建立在良心之上.